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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第二个标题就是大号字的“反对国民党的‘党在国上’”。那么，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所从何出？罗隆基直言是从苏俄那里学来的，证据便是孙中山自己的话：“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罗隆基指出：“这就是国民党里‘党权高于国权’在历史上的来源。同时就是如今‘党治’的根据。”源头既明，批判即始。紧接着是对“党国”和“党天下”的批判，其所指毫不含糊：“‘党在国上’、‘党权高于国权’，这当然是独裁制度”，而“目前的举国大乱，境无静土，又可以算为南京独裁政治之果”。既然国民党训政是以独裁的方式推行，那么，罗隆基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根本否认训政的必要”，因为“独裁制度，因它一切内在的罪恶，本身就不足为训”。1931年6月，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终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台了，旋即，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也在《新月》三卷八号上刊出。“这次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这同时也是所谓约法的实质。针对国民党一边承认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权，一边又声称有对其“停止或限制之”的权力，罗隆基当即揭穿：“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而针对国民党换汤不换药的“五权分立”，罗干脆道明：“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变成一个多头专制的政府。”
纵观罗的政论文字，犀利而又气势充沛，字里行间流贯着一种穷追不舍的“痛打”精神。当然不是“痛打落水狗”，这未免有点便宜，要打就打主子，才是真正的“痛打”，而且大无畏！我以为，胡、罗文章，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字，而不是在上海滩一时流行的文人文字。这两种文字素质不同，文人文字常有怪戾的刀笔气和攻讦味，尽管有时很好看。相形之下，知识分子文字纯正而坦荡，且出笔就是直面抗争。那个时代，是多么需要这种负责任的直面抗争的文字呀！可是，在当时因文人互骂而显得乌烟瘴气的上海滩，这种真正“直面”国民党的文字，除《新月》人权派，岂有他哉。所谓兼看则明，偏读则暗，今天，当我把这些不同文本的文字，尤其是1929和1930年间的文字放在一起对读时，感慨由衷。的确，文本的历史比人长，它最有说服力，是它改变了我长期以来的看法，我便不得不做一次尼采式的“价值重估”。
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知识分子总是以言获罪的。罗隆基终因“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而被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罪拘人”了。罗事后写的、发在《新月》三卷三期上的《我的被捕的经过和反感》对此有详细记述。其中有一节文字给我很深印象，那是在被押到上海前的吴淞区公安局时，罗这样写道：“‘你们可以让我打个电话，告诉家里吗？’我向他们请求。‘不可以。’那位穿西装的督察员很肯定的回答我。‘那么，请你们代我打个电话，可不可以呢？’我再请求。‘不可以。’他说。……‘我可以到厕所里去吗？’我问一个警察。‘不可以。’他回答。他指着房间角上的一个破痰盂向我说：‘你就在那里面对付对付吧！’这时候我才起首感觉‘拘押’的滋味，想到自由的宝贵。‘到了上海就没有这样方便！’想到方才听见的这句话，回头看看我刚才使用的痰盂，又不寒而栗。”哪怕是一个“斗士”，也会有正常的恐惧心理，此时他会倍感自由的可贵。同时，这也促他以后加倍为自由奋斗。罗出来后，果然没有学乖，还是那么不依不饶。在该文中，他先述被捕经过，后表对被捕的反感：“‘人权’，在党治底下，是反动的思想。鼓吹人权，是我触犯党怒的主因”——自明如此！“有了‘党高于国’的党权，用不着人权；有了‘人高于法’的党治，用不着‘法治’”——果然如此？因此，以法治痛批“党高一切”，依然是罗文的用力处，且锐气丝毫不减。罗的态度很坦然：“十一月四日的拘捕，在我个人，的确不算什么。我认为这是谈人权争自由的人，应出的代价”，因为“人权自由，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这是历史上绝无的事实”。最后，罗隆基用老子的话正告国民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真是一种强烈的阅读对撞，刚刚放下罗隆基的文字，紧接着就拿起鲁迅对《新月》和罗隆基的“酷评”。上面引用过的那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明明是批梁实秋的，可是文章最后，笔尖轻轻一挑，由点而面，矛头就对准了“新月”和罗隆基：“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在国民党面前，“新月”到底是软是硬，我以上的文字，等于是作了绍介。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尺度，鲁迅当然有鲁迅的尺度，他这么说，肯定也自有其理由。那么，“新月”之软，到底软在哪里？在鲁迅看来，恰恰就软在“新月”中最硬的罗隆基身上，根据则是罗的一篇文章。鲁迅道：“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即罗的文章——笔者注），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所以，新月社的‘严正的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如果说，我刚刚读罗文，被罗的文字撞得浑身发热，那么，鲁的文字——我分明感受到其中的阴阳怪气——却顿时让我周身寒彻，那是一种从心底涌出来的寒。我读不明白，“新月”反国民党有什么错，要受到来自同一营垒的投枪。当然，鲁迅是不屑与《新月》同一营垒的，我使用这个词，仅仅是在反国民党的意义上。明明一篇大义凛然的警告，却被解读为“小心你自己的眼睛”的用心，那么，这讽刺又是出于一种什么用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怜“新月”这只小小的螳螂，不仅要面对前面的蝉，还要承受后面的黄雀。所幸它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前面，它知道自己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同时也知道谁是自己真正的敌手。至于“新月”的批判者至少忽略了这一点，“新月”对阵国民党，正义在“新月”，强势却是国民党。作为弱势的“新月”正遭国民党打压，哪怕它平时有不少毛病，我是不是乘机上前也给它一下，让它肿了的脸索性再肿：谁叫你打肿脸充胖子，似硬实软？
鲁迅从后对“新月”出手，是出于这样的认知，“新月”和国民党是一家，只不过主奴而已。写于1929年秋的《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三闲集》）把鲁迅的这一看法表露得很充分。新月社对国民党的批判，在鲁迅看来只是“挥泪以维持治安”。“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妨碍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鲁迅写此文时，胡、罗一些重量级的文章已经出来了，是不是“随意说几句”，我们已经知道了。并且说了后，是不是国民党的“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我们也已经知道了。我现在不知道的是，在什么意义上，胡、罗等人居然成了国民党的“刽子手和皂隶”？虽是比喻，但几类于没有证据的指控，幸好说话者不需要对自己的话负责，因为这是杂文，不是法庭。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正好读到胡适的文章《汪精卫与张学良》，当张以抗日为名向汪要巨额军费，汪回电表示：这是“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显然，这也是没有证据的诛心之论。胡适指出：“这种攻讦的口吻用于私人尚可以引起刑事诉讼。”天哪，这种口吻就要诉讼，那张口就骂“丧家狗”而且还是“乏”的又怎么办？我真怀疑胡适这个书呆子到底了解不了解当时上海滩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