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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urchfield看来，在当今世界，不会说英语对一个人的影响，和贫穷、饥饿或疾病对人生的摧残并无二致。难怪目前世界上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学英语。政治家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日本原经济企划厅长官寺泽芳男便有一本书，名为《不懂英语国家将亡》；1985年，斯里兰卡国务大臣提议说，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英语教学应该赋予同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等的地位；1990年，丹麦教育部长宣布英语已经从丹麦人的第一外语发展成为“第二母语”；2000年，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的个人咨询机构“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构想”建议将英语作为日本的“第二官方语言”；韩国总统金大中在一次新年电视讲话中也忠告同胞，如果不掌握网络通用语言，在国际竞争中将没有获胜的机会。
政治家的眼光是政治性的，政治家的目标是任期内的业绩，低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于是成了衡量一国之长领导能力的主要指数甚至惟一标准。“大英帝国已经让位于英语帝国”〔4〕的政治事实在“求实”的政治家的眼里失去了政治意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除了千方百计喂肥英语之鸡，让它多多生蛋，谁还有闲暇去想“鸡子”原本是外姓鸡，下蛋之余还会惹是生非。
然而，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少不了“另类”的装点，正如全国上下一片蓝色中山装的时代，有人偏偏要穿上喇叭裤，招人说三道四或羡慕不已一样，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美滋滋地享受英语所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有些国家已经制定出或者开始制定法律，以消除这些便利背后所潜藏的种种危险。这些国家的一些人把英语视为一种“杀手语言”（killer language），认为英语的“入侵”对本国语言和文化构成莫大的威胁，最终将使整个世界因失去多样性（varieties）而变得一片灰暗。法国是反对“语言入侵”和“文化侵略”的坚强斗士。法国一些学者及政界和文化界人士一直为法语的“异化”深感不安，担心法国青年一代受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污染”而丢掉优秀的法兰西文化和传统。为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法国先后成立了“保卫和发展法语高级委员会”、“国际法语理事会”、“技术用语研究委员会”、“丰富法语词语委员会”和“法语评议会”等多个组织机构，1994年颁布了《关于法语的使？
网页包含禁止的内容：法轮功
d mittee），负责将英语词汇翻译成冰岛语。按照欧盟规定，各成员国在语言上一律平等，正式会议上各取所需，但小组会上使用英语和法语，另加一门主席国语言。然而，从1999年起，德国发起语言攻势，要求在正式和小组会议上使用德语，并因此抵制了该年7月在芬兰召开的欧盟工业与经济部长会议和文化部长会议。几年前，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就曾批评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使用英语；最近，普京更是签署命令，禁止在俄语中滥用英语单词，以保护俄语的纯洁性〔5〕。在亚洲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曾经是学校教育的工作语言，但近年来也因遭国人反对而大力提倡国语。新加坡经济发展让世人瞩目，其成为“四小龙”的功劳簿上少不了“英语”二字。1998年，新加坡《联合早报》为庆祝创刊七十五周年举办了一个名为“跨世纪的对话”的文化盛会，应邀到会的杜维明先生在联席对话会上提到他第一次到新加坡时李光耀资政问他：能够用英语讲儒家伦理吗？〔6〕 当时新加坡的华语运动刚刚开始。可见这位国家领导人的用心所在。最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又发出警告，新加坡华人如果只使用英语而不讲华语，新加坡社会的本质就会改变〔7〕。
语言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前些日子台湾关于是否采用汉语拼音的争论就是绝好的例证；加拿大魁北克省这些年的语言问题也令人深思。英语的迅速国际化更是和意识形态、政治、社会、文化及经济等等问题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为了确保英国英语在国际上的“权威”地位，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于1995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一项名为English 2000的调查。在该委员会的资助下，David Graddol于1997年出版了《英语的未来？》（The Future of English？）。David Graddol在“概览”（Overview）中一开始便问道：
为什么要担心英语的未来呢？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基本消亡，英语现在不是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一语言了吗？在世界上，商业和贸易看上去正在日益成为文化和政治的驱动器，英语现在不是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和贸易的主要语言了吗？就文学作品、电影和电视节目而言，英语拥有的文化资源不是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语言了吗？正如《经济学家》（1996年12月21日，第39版）所说，英语不是“已经完全确立了自己世界标准语言的地位，成为全球信息革命的固有组成部分”了吗？〔8〕
David Graddol无疑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代言人，而英国文化委员会从建立之初，便承担着传播英国语言，并由此传播英国文化，寻求对英国外交政策的支持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重任。1935年，当时的威尔士王子、后来的爱德华八世就曾说过：
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必须是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目标不能止于传播我们的语言，而是更具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目标在于帮助尽可能多的人欣赏我们文学的荣耀，我们对艺术和科学的贡献，以及我们在政治实践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要达到这个目的，最理想的办法就是鼓励外国人学习我们的语言〔9〕。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几十年如一日的追求。英国文化委员会所关心的问题也正是很多英语“进口国”所担心的问题。1992年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出版《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1994年派尼库克（Alastair Pennycook）出版了《英语作为国际语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1999年卡纳伽拉雅（A。S。Canagarajah）又出版了《拒绝语言教学领域的帝国主义》（Resisting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English Teaching），每一本书的出版都在世界政治文化和英语教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三位作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关于英语广泛传播和使用的负面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英语媒体主宰全球新闻界，英美“舆论导向”成了“世界新闻导向”。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美联社（AP）、合众国际社（UPI）和路透社决定着什么是“新闻”，全球公民每天看什么新闻。我们可以想象，当为美国一千三百二十家报社和三千四百家广播电台以及一千家私人用户服务的美联社（AP），为美国本土之外一千零七十九家报纸和二千二百四十六家其他客户以及三十六家国家新闻机构提供资讯的合众国际社（UPI），甚至为世界上一百四十七个国家六千五百家报纸服务的路透社众口一词的时候（譬如说，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中美撞机事件和“法轮功”事件），我们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还是“众口铄金”？第二，英语媒体主宰文化娱乐界，致使国际文化交流单向流动。以好莱坞和时代－华纳为代表的美国娱乐界每年给美国带去的收入仅次于其航天工业，它带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却是似乎无所不摧的美国价值观，一种你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美国梦”。我国学者早已注意到：“近几年来的情况说明，我国的文学研究者若要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引起注意、获得肯定，必得首先放弃本国语言，使用西方的语言，进入西方的话语系统，运用他们的方法，勉为其难地套说中国的情况。”〔10〕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大汗淋漓奔跑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深深感到自己在世界理论大家庭里没有了“话语权”。我们得了“失语症”，可我们自己的医生在哪里呢？第三，英语已成为权利和威望的标志，守卫着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大门；不懂英语，在很多领域，就被拒之门外。比如说，即使在被认为没有国界的自然科学界，西方的学术“权威”也操纵着明天“流行”什么理论。根据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者加菲尔德（Eugene G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