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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的理学一支则为旁支。为此，建立现代新儒学，应发扬心性之学，吸
收西方的道德观念，使之适应现代社会。
牟宗三中西结合思想的论述，从批判康德开始。在他看来，康德关
于道德法则的理论是西方哲学中的典范。牟宗三认为，康德将道德视为
非经验、非个别、非现实范例的“绝对命令”，具有先验性、普遍性和
至上性，这一观点与孔子的“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的
“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等论述，具有同样意义。但是康德认
为，在实践理性领域里，道德行为不受道德法则制约，而受“自由自主
自律”的意志支配，这一意志的存在只是一种假设，不能确定其真实。
牟宗三认为，由于康德把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隔绝为两个领域，使他的
道德法则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公设”。儒家思想则解决了从道德理论到
道德行为的问题，即，把道德理论视为人的内在本质，人人所固有的
“性”。也就是说，康德为代表的西方人往往只看到人类的自然机能属
性，在儒家学者那里，则不仅肯定人的自然属性，而且强调人的道德属
性，并且视自然属性为“气质之性”，视道德属性为“天地之性”，天
地之性高于气质之性，使人之成为人，懂得仁、义、礼、智、信。因此，
道德行为发自人性本身。另一方面，人性之能转为道德行为，在于“心”
字。牟宗三认为，康德之所以认为纯粹理性的道德法则不能转为实践理
① 牟宗三：《道德为理想主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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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道德行为，是因为他把道德情感看作经验的，从而隔绝了从原则到
实践的通路。而在儒学中，心体与性体合一，情与理相通，“心即理”。
道德法则之理，只能通过具体的心与情来体现；同时，体现道德之理的
心也不再是日常的实然的心，而是具有了超越的、普遍的、亦主亦客的
性质。这一境界的到达，通过反求内省的“逆觉”功夫。与宋明理学派
主张的格物致知之“顺取”之路不同，“逆觉”通过与道德实践融为一
体的直觉、亲证、体验而完成心体与性体的统一，达到道德境界与道德
行为的统一。因此，“宋明儒者实早已超过了康德。若谓康德讲的是哲
学，那么，这也是儒者成德之教之超过哲学处。”①
牟宗三还认为，发扬儒家内圣之学，不仅要建立道德的形上学，还
须重新认识儒教那些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礼乐、五伦的义理之规，因
为“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与民主政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
化之基本动力——基督教了解。了解中国文化也是同样，即要通过作为
①
中国文化之动力之儒教来了解” 。他认为，儒教不同于佛教、基督教，
它是一种“道德的宗教”。在仪式上，它将一般宗教仪式转化为日常生
活中的礼乐；在信仰上，它以天人一体取代一般宗教的人格神。因此，
儒教能够给人们现世的安慰，使人通过道德养成而达到“仁者与天地万
物一体”的境界，从而满足人们突破个人有限生命取得无限圆满的愿望。
儒教这种将神性通过道德寓于人性中的进路，完善地统一了现世伦理界
与未来超越界，是其他宗教所做不到的。
港台新儒家的思想家们，立足于现代，努力发掘中国传统儒学的优
秀成果，希望把古老的儒学与现代的科学、民主结合起来，振兴中华民
族，丰富人类的思想文化宝库。可以看出，他们所着力发扬的是儒学中
的心学一支，所吸收的西方文化主要是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这自然
限制了他们的思维视野。当历史进程推进到80年代以后，他们的思想明
显地落后于时代了。然而，新儒家并没有失去生命力，它随着老一代新
儒家代表的学生们，扩展到海外，这就是被称作“第三代新儒家”的一
批华裔学者，他们的思想比他们的老师更为开阔一些，也更具有时代感
一些。
3。海外“第三代新儒家”
“第三代”这个概念，是指中国“五四”运动以来从事儒学复兴运
动的现代新儒家中的第三批学者。第一代的主要代表是20年代至40年
代的祖国大陆学者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等人。主要著作出版
于50年代以后的熊十力，也被认为属于这一代学者。第二代的主要代表
指50年代至70年代活跃于港台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
钱穆等人，他们大部分是第一代人的学生。第三代则指第二代人的学生、
80年代以后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的海外学人，主要代表是杜维明、刘述先、
蔡仁厚等人。如果说，第二代新儒家还主要是沿着第一代在“五四”中
西之争中文化保守主义发展自己的思想，那么，第三代新儒家则主要是
站在科学与民主已开始在中国扎根的背景下，带着强烈的时代忧患意识
①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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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阐发他们的思想的。这使他们对儒学的理解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第一，提出儒学是哲学的人学。在儒学的“传法统系”上，第三代
接受了第二代的观点，认为是自孔子而子思、孟子，再宋明儒。但是，
他们不认为这一统系的中心课题是一般的心学，也不赞同习惯看法是性
理学，而是认为是哲学的人类学。杜维明指出：“哲学的人类学，是儒
学集中在人的问题对人的反思所提出来的一套仁学。仁有两个意思：仁
爱的 ‘仁’，和人禽之辨的人，这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是可以互相解析的。
①
仁者，人也。”他认为，这个仁学并不只包括人心，而是包括了广泛的
内容，如认知方式、美感经验、宗教体验等，可以分为身、心、灵、神
四个层次。即在儒家看来，一个人要通过他个人身体的锻炼、心知的磨
炼、灵觉的培养，直至神灵的净化，来完成他的人格发展历程。这个过
程绝不仅仅是陆王心学所言的“易简功夫”。由于这个过程和社会群体、
和自然、和天道是结合在一起的，就需要从各个方面得到训练。也就是
说，儒家所说的人格修养，重视现实，有一种忧患不安之情；重视社会，
主张“克己复礼”，在完成自己人格过程中也完成他人的人格；重视历
史发展，忧心于礼崩乐坏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重视社会完整性，倡导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儒家倡导的人格，是以不忍之情通过自己人格的发展使社会大
众走向安定和平的社会，也就是《论语》里曾子所说：“士不可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杜维明
认为，这种人文精神在传统中国培育了农民的坚毅性格和知识分子的忧
国忧民品质，对当代人仍有着积极意义。
第二，强调儒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伦理价值。对儒学的伦理性质及
其社会作用，第三代与第二代持相同看法，即肯定建立道德形上学的必
要性。但是他们不赞同建立道德宗教。第二，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明
确提出孔子是教主；儒学是宗教，肯定儒教和培养新的宗教精神，有助
于儒家道德的振兴。第三代儒家如杜维明、刘述先等，则提倡儒家道德
与当代工业文明相结合。他们根据二次大战后日本、台湾、韩国、香港
和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地区的迅速发展，认为它们既非资本主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