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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体；同真善，即追求真理与伦理的统一，即真即善，即善即真。还
有三个次要特点：重人生不重知识；重了悟不重论证；不依附科学亦不
依附宗教。他十分推崇熊十力的思想，认为六个特点中的合知行、同真
善及重了悟不重论证得之于熊十力。张岱年认为在中国哲学中历久常新
的东西是它不把实在与现象割裂开来的自然整体观念；有论有序、不妄
不乱的变易观念；反复两一乃自然固有条理的观念；视人我和谐的人生
理想为生活准则的观念；注重学说与行为一致的观念；等等。中国哲学
中也有致命大弊，最主要的就是尚无薄有倾向、崇天忘人倾向、重内遗
外倾向、重“理”略“生”倾向等。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中，墨家、
名家虽有过贡献但久已中绝，道家虽曾经与儒家平分天下，但对中国人
心习多有贻害，唯独儒家兼容并顾甚广，是中国哲学特点及其活的东西
的主要代表。
80年代，张岱年针对7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原因学术界被搞乱的问
题，就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提出了孔子思想的十个特点：第一，述古而
非复古。认为孔子虽称“从周”但不是要复辟周代，因为孔子也提倡“行
①
夏之时，乘殷之辂”，主张允许与周制不符的知识分子（士君子）参政。
第二，尊君而不主独载。认为孔子的尊君是有条件的，即“以道事君，
②
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第三，信天而怀疑鬼神。
孔子以“天”为大，同时不谈鬼神，如《论语·述而》记：“子不语怪
① 侯外庐等： 《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61 版。
② 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72 页。
① 《论语·雍也》。
② 《论语·先进》、《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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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乱神。”第四，言命而超脱生死。孔子强调“知天命”，又认为“志
③
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置生死于度外。第五，标仁
智以统礼乐。孔子虽然强调礼乐之规，但更重视仁之伦理，主张以仁统
帅礼乐，使礼乐从属于仁。第六，道中庸而疾必固。孔子讲中庸但并不
④
绝对化，提倡“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反对走极端。第七，悬
生知而重闻见。孔子的“生而知之”论只是悬虚一格，因为他从未讲过
怎样的人是生而知之者，相反，孔子称自己是学而知之者，并且教导学
生要多闻多见多思考。第八，宣正名以不苟言。孔子的“正名”主张并
非只是正政治名份，而更多含义是纠正名义，有逻辑意义。因为他把名
与言相连，强调正名是为了不苟言。第九，重德教而卑农稼。孔子在政
治观点上注重道德教化，轻视生产劳动。第十，综旧典而开新风。孔子
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功不可没，对后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因而孔子的
历史贡献不能因其政治观点而贬低，应给予充分肯定。张岱年的这十点
评价以《论语》为证，在学术研究转折时期对拨乱反正，对祖国大陆儒
学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有着广泛的影响。
祖国大陆的儒学研究中还有许多著名学者，不再一一述及。
2。港台新儒家思潮的形成
港台新儒家是50年代香港、台湾等地学者提出以实现儒学现代转型
为宗旨的儒学复兴思潮。它的核心人物是1949年从大陆移居港台的一些
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他们曾是梁漱溟、熊十力的学生，思想上
继承了梁熊在“中西之争”、“科玄论战”时坚持的发扬民族文化、力
主实现中西融会的观点。他们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道德意识、
宗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出发，以弘扬儒学为己任，希望通过思想运动和
文化运动实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重建，使儒学传统在现代世界再焕发
活力。
为实现理想，这些学者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明确提出书院宗旨：
“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的宗
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强调中西结合。1964年，
新亚书院与另两所书院联合成立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为继续完成使
命，他们又成立新亚研究所。在建立实体的过程中，为使世人了解他们
的理想，并凝聚更多同仁，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牟宗三、徐复观、张君
劢、唐君毅四人，联名于1958年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份
宣言长达四万字，广泛论及中国文化的诠释方法、精神生命、超越意义、
未来前途等多方面问题，成为这一思潮形成的主要标志。宣言作者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死文化而是活文化，“这中间有血、有汗、有泪、有
笑，有一贯的理想与精神在贯注”，它的核心就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与
哲学之中，这便是儒家的心性之学。心性之学以道德实践为基础，由道
德实践而证实形而上学，因而它统贯天人、内外、伦理道德和宗教精神。
它既是一些人们日常的规范、信条，也是代表超越情感的宗教信仰。作
③ 《论语·卫灵公》。
④ 《论语·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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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还认为，中国文化需要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不是添加，而是内
在的转化，这种转化须以发扬中国文化为前提，也就是要完成“使中国
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
政治上能成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
技术的活动之主体”。
促使这一思潮形成的原因，除了学者们的努力之外，与东亚地区的
经济发展也分不开。60年代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
地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局面，形成了不同于欧美而具有东方文化特征的
工业文明体系。在总结其成功的原因并探求如何保持东方特征的问题
时，人们提出了儒家伦理精神的作用。于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从官方到民
间都积极推动儒家文化的建设。如，香港和台湾始终把儒家经典定为学
校教育必修课，并多次举办国际性孔子、儒学讨论会，鼓励有关研究。
日本也把儒教教育尊为教育宗旨，首相中曾根于1983年表示：“日本要
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孔庙及祀孔在
日本民间很普及，儒家经典的翻译、注释和研究十分活跃。在新加坡，
从1982年起，儒学的倡导在民间流行多年后扩展为官方运动，儒学伦理
被政府规定为学校道德教育科目，政府成立了“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
以推动儒家思想的普及教育。各种儒学研究活动和机构也都非常活跃。
正是在这些现实需要的促进下，新儒家思潮迅速从港台发展到海外，成
为一种国际性思潮。
港台新儒家思潮的主要代表是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钱穆、张
丕介、张君劢、方东美等学者也都是这一思潮的中坚力量，不都一一介
绍。
唐君毅 （1909—1978），四川宜宾人。早年毕业并留任南京中央大
学。1949年往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并任教授。成立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