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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生产力发展将因缺乏推动力而陷于停
滞。于是，改革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合理的内容，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自
5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个重要课题。邓小平把改革与生产力发展直接结
合，把改革提到解放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沟通和分界问题。邓小平这样评价中国的改革：“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
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
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
①
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改革社会主
义制度内不合理的成份，必然遇到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也就是改革的方
向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理论问题。邓小平这样论述：“要害
是姓 ‘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
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
第三，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肯定社会
主义制度的对外开放性，同样源于对中国历史和当代世界的实际考察。
邓小平总结中国经济落后于西方的教训，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闭
关锁国。他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年的闭关
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
后。”而从社会主义的经验来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
搞了很多年，也没有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
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苏联的僵化，主要指斯大林的两大
对立世界阵营和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这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
隔绝状态。邓小平正视当代高科技带来的全球性变化，肯定了“现在的
③
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提出了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不会导致资
本主义的论断。
邓小平的思想，贵在求实和实行。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论，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又运用于这一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
次得到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2 页。
② 同上书，第372 页。
③ 同上书，第90、139、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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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儒学的重建
儒学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
要意识形态，有过两千多年的显赫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在东亚、东南亚以及欧美地区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840年以后，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衰落和西方工业文明的侵入，儒学及其所代表
的传统文化失去了独尊地位，在中国封建帝制结束的时候（1911～1919
年），儒学被彻底否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及东亚、东
南亚地区面临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建，面临西方高效率的工业文明与
东方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之间明显的差异和冲突，这使儒学的地位与
价值、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等问题重被提出来，形成了关于儒学的种种
思潮。
对儒学的研究和发扬，并非只流行于有儒学传统的国家和地区，50
年代以后，在欧美一些以基督教文化为传统的国家也开始探索如何利用
儒学解决现代生活中的问题。他们出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社会需要，
希望那些由工业文明产生却又为工业文明所解决不了的社会秩序、家庭
稳定、个人品质等问题，能从儒学中找到答案和办法。在美国、德国、
法国、英国的大学里，儒学研究活跃起来，许多著名的汉学家、“中国
通”，出版了很多儒学研究论著。当然，儒学在理论上的重建与发扬，
主要还是在有儒学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即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地区。
1。儒学在中国大陆的沉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迅速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
工业社会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在政治、经济、文
化各方面的改造与建设，推动了这一发展。儒学在这个过程中大致经历
了失落、危机和复起三个阶段。
1949年到1966年是儒学失落时期。儒学的失落，是指儒学在中国延
续了两千多年的思想统治地位彻底丧失；但它作为文化遗产却并未被抛
弃，在学术研究领域仍有重要地位。
事实上，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在封建社会末期已开始动摇，明末清
初的思想家陈确、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对当时那种脱离实
际、空谈性命的腐儒进行了严厉批判。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痛感中国政
治经济落后、积极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思想家，如严复、康有为、章太
炎等，对禁锢中国人思想的儒学做了更彻底的批判。发生在1919年的社
会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推
翻了儒学在人们观念中的神圣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取消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统治地位，是“五四”运动的继续
和完成。而从儒学统治地位的彻底丧失来看，是在1949年以后。中华人
民共和国当时的代理最高权力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
29日以法令形式确定了“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教育”；1954年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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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
大陆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知识被确立
为教育的内容，儒学不再被“独尊”为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历代儒宗、
孔庙也不再被国家法定奉祀，儒学作为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学术研
究的对象。
在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毛泽东在 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
论》，提出了“批判与继承”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毛泽东
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
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
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
②
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在这
一方针指导下，儒学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在学术论著方面，50
年代至60年代，出版或再版了大量儒学研究著作，如熊十力的《原儒》，
郭沫着的《十批判书》（再版），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
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编，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等，
是这一时期研究水平的标志。在学术方法论方面，儒学研究首次引入马
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孔子及各个古代儒学思想家及其思想进行了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在学术内容方面，学者们探讨了许多过
去从未探讨的与现实需要相关的问题，如关于孔子思想核心究竟是仁、
是礼，还是“中庸”的问题；关于孔子的政治立场是代表封建阶级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