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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主政制
希腊文明基于公元前800年开始形成的诸城邦，雅典是其中之一，经过了君主制、寡头制的演进，通过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和前510年的克利斯梯尼的改革，雅典在伯里克利时代（前461─429）进入民主的全盛期。空前伟大的事件、人物和精神活动，有如灿烂的群星笼罩在雅典的上空，使斯巴达和其他城邦黯然失色。这是雅典的黄金时代，与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同义。
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习惯于将人类大家庭区分为希腊人（Hellenes）与蛮族（barbarians）。希腊语中的蛮族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野蛮，既不表示厌恶和蔑视，也不指称住在洞穴里吃生肉的人，而希腊人的优越也不是他们智慧上的辉煌成就，他们的意思是“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这一点，雅典人感受最深。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四章记录了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一段自豪的话语：
我们的制度不是从我们的邻人的制度中摹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因为我们摹仿任何其他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的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害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
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伯里克利不只是在宣讲民主政治，而是在赞美一种生活方式。雅典城邦实行直接民主，他们关心的是保证每个公民在一切公务中的发言权，法律规定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参加城邦政治，国家是一个自由公民的社会团体，公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法律、管理国家。伯里克利的说“这就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在雅典人看来，国家是允许公民享有美好生活的文明机构，它教育陶冶公民的心灵和性格。雅典用“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表一种精神面貌。自由探究的精神，了主政体的理论与实践，多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现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民主制的城邦之所以对美的艺术有利，在于它使个人在保持自我独立的同时又与城邦整体和谐统一。民主体制及其伦理允许个人有行动的自由，给个人行动提供重要内容，使个人行动含有重大意义，并使之具有全面的性质。个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他们不是脱离整体去争取个人的主观自由，但也不是机械地屈从于整体，个人是独立的，同时又不脱离整体。从城邦来说，整体的需要也不强使个人屈从，不从外面把自己的要求、秩序和规则加于个人，反之，整体本身倒是一个人的作品，是个人自由加以实现的。城邦之于个人，既不像东方专制主义那样抹煞个人自由，也不像近代市民社会那样构成一种与原子式个人相对立的异已力量。个人与整体的这种统一性，黑格尔称为“独立性”，真正的独立性仅仅在于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与渗透，因为正如个别与特殊的主体在普遍的东西里才能找到不可动摇的基础和自己现实性的内蕴一样，普遍的东西通过个别的东西也才能获得具体的现实性。在荷马史诗中，英雄们有一个共同的首领，但他们的纽带终归不是法律上事先确定的关系，他们必须服从。相反，他们是自愿地追随阿伽门农，而阿伽门农也不是后来的君主，所以每一位英雄都提出自己的决策，被激怒的阿咯琉斯独立离身退出，而一般地每个人都随自己的意愿或来或去，或战或息。阿喀琉斯就是一个生动的、丰满的、具有鲜明个性人或神的形象，是自由的个性，黑格尔称之为“美的个性”。
另一方面，雅典的艺术是其民族生活的一种表现，它的目的不仅是审美的，也是政治的：象征人民在他们城邦中的自豪感，并增进他们团结一致。在雅典卫城东南的斜坡上，他们开凿出一块凹形空间，建成狄奥尼索斯剧院，一年一度的戏剧会演在这里举行。伯里克利为了鼓励公民参加一年两度的戏剧节，规定了“戏剧津贴，使公民们都能放下手中的工作来看戏。完全自由的雅典公民聚集在这里欣赏反他们周转世界的戏剧表演，每年他们都在掌声中选出令人羡慕的奖赏获得者。前84年春，“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前525─456）在戏剧比赛中第一次胜，他一生创作剧本70个，13次获奖，他塑造的普罗米修斯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前468年，埃斯库罗斯在戏剧比赛中被索福克勒斯（前496─406）打败，这位后起之秀为戏剧节创作了123个剧本，参加过30次比赛，24次获奖。其名作《俄狄浦斯王》成为后世美学讨论不尽的话题。前441年，他才输给欧里庇德斯，后者是“舞台上的哲学家”，把悲剧主角改为普遍人物，共写了92个剧本，5次获奖。《美狄亚》的悲剧效果一直被认为是世界戏剧舞台的典范。
民主政体与雅典戏剧繁荣更重要的内在关系在于，戏剧是雅典人用来表现面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宗教、道德和哲学问题的，城邦和悲剧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埃斯库罗斯所处的时代是雅典民主制建立的初期，在他的《奥瑞斯特》三部曲中，命运的必然性还是占主导地位，他的悲剧还是“诸神的悲剧”；身逢民主制鼎盛期的索克勒斯则以其“英雄的悲剧”，来思考当时极为紧迫的公民之间、公民与执政者的关系的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如何把各个独立的个人统一起来，却决非易事。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人格，索福克勒的同情主要在安提革涅一边，但克瑞翁的悲剧意味似乎更浓。他的另一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意义也不在于神喻和命运的不可抗拒，而是悲剧人物在对抗命运和神喻的过程中道德原则的坚定性和性格的顽强性。索福克勒利用古代传说刻划了雅典公民应有的理性精神。在导致了主制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欧里庇德斯上了他的《美狄亚》，美狄亚是一个普遍的妇女，她的悲剧在于滥用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成为自己的个性、情欲和意志的牺牲品。欧里庇德斯以曲折的形式捕捉到雅典民主制的悲剧，一方面公民的自由是以奴隶的不自由为条件的，另一方面运用自由的背后隐藏着滥用这种特权的危机，自由的人可能丧失自由。从埃斯库罗斯神的悲剧经索福克勒斯英雄的悲剧再到欧里庇德人的悲剧，雅典悲剧反映了希腊民主制的一般行程。
创作需要自由，雅典民主制为此提供了保证。在伯里克利时代，喜剧是讽刺时政的主要方式，是一种严肃的批评力量。阿里斯托芬（前448─380）对民主制充满讥讽，《骑士》中说“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种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雅典的领导人克瑞翁、雅典的思想家苏格拉底、雅典的法庭、雅典的艺术等等，无一不是他的讽刺对象。克瑞翁曾提议褫夺他的公民权，但公民大会没有批准，民主制允许它的批评者，保护诗人的创作自由。与阿里斯托芬同时的苏格拉底，干脆以雅典城邦的一只牛虻自居，“总是整天地、到得地钉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他坚信不受束缚的思想自由对城邦是必要的。18世纪的文克尔曼把自由视为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之一：在自由中孕育能出来的全民族的思想方法，犹如健壮的杠杆上的优良枝叶一样。正如一个习惯于思考的人的心灵敞开的门廊或在房屋之顶，一定比在低矮的小屋或拥挤不堪的室内，更为崇高、通达和开阔。
二 美的生活
美的艺术与美的思考诞生在希腊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