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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代”的伤怀。
贺拉斯（Horatius，前65─后8年）罗马黄金时代的官方诗人，与大诗人维吉尔、瓦留斯齐名。《诗艺》是写给罗马贵族皮索父子的诗体书信，虽然表面上是谈自己的体会，但作为主流派文学的领袖，他要反对当时两种不符合时代需要的离心倾向，一是崇尚罗马共和国繁荣时期的文学，二要反对在亚历山大里亚诗风影响下主张纯艺术、注重纤巧的“新诗派”。《诗艺》的主题是要以希腊为典范，吸收希腊化时代的文学经验，纠正文坛上的衰风颓兆，提高艺术趣味，促进文学的繁荣。
然而，这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诗学著作，不但与罗马时期的许多著作一样，理论创见不多，而且它的主题和结构也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一般认为它可以分为论诗和论诗人两大块。他没有深入讨论美或艺术的本质问题，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当时流行的文艺信条，提出了一套创作方济。他的观点是折衷的、调和的。比如，他强调摹仿古典，但不反对创新，“你应该遵循传统，创新要贯彻始终”；他主张沿用旧题材，但也要求作家了解生活，与现实建立密切关系，“生活习惯里去寻找真正的范本”，他重视作品的理性，“一切佳作的源泉在于正确的见识。”也不忽视作品中的情感力量，“人面是以笑报笑，所以也以泣所泣，如果你要我落泪，首先要自己生悲”；在写诗究竟要靠天才还是靠勤奋的问题上，“依我看，勤功苦学而无天生的品赋，或者虽有天才而无训练，皆无用处，因为两者必须彼此协助互相亲睦。”
但这种折衷调和又是有自己立场的。《诗艺》在美学史的地位主要是确立了古典正宗、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至上地位，成为后世一切崇古思想的起点，因此被认为是“古典主义的宣言”。古典主义的精义是四点。
首先是“合式”的要求。《诗艺》开篇即说：
设使画家凭幻想绘出人头接马颈，
东拼西凑的肢体披上五彩的羽翎，
随意挥毫画成上半身是美人艳影，
下半身却是丑陋不堪的一尾鱼精；
朋友，你有缘一见，岂能妨住笑声？
这段话看似浅显，却有无限至理，是贺拉斯的诗论的总纲。诗人的想象固然可以自由飞翔，但必须前后一贯，不悖“自然”之理。文学作品的好处在全体之和谐，而不在各部分之精到。所以作者不宜肆意于琐细的雕琢，而应注重全体之单一。亚在士多德说过艺术作品是有机的整体，贺拉斯把这一条拣出来，称为“合式”，有恰当、妥贴得体、使人感到完美等意义。“统一”、“一致”、“适宜”、“适合”、“和谐”、“恰当”、“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恰当配合”、“合情合理”等等都是它的同义词。“合式”的主要含义是要使作品的一切符合常识和情理，比如作品要首尾一致，要有整体感，不论写什么，或则遵循传统，或则独创，但所创造的东西要自相一致，一致就是符合自然情理，诗人或画家可以大胆创造，但不能把野性的和驯服的结合起来，把蟒蛇和飞鸟、羔羊和猛虎交配在一起；戏剧不可随意虚构，要考虑让观众信服。“合式”强调作品要有光辉的思想，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即使它没有多大魅力和技巧，也比内容贫乏、语言响亮的作品更能使观众喜欢。光辉的思想来自作者的判断力，判断力就是理性，作家必须懂得他对国家、朋友、亲人的责任，懂得社会事务的基本规律，才能把各种人物写得入情合理。贺拉斯的特点是不是抽象地提出文艺理想，而是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提出可以操作、可以落实的要求。比如作品中的一切都要恰如其分，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要合适一致；作品的内在结构要合理，不能把不相协调的形象胡乱拼在一起，不能“为了斑谰夺目缀上大红补丁”；在体裁、结构、语言等各个方面都要融贯一致，“总之，务求朴素统一，不论什么作品”。
第二是类型的观点。“合式”要求统一，人物性格的一致是最基本的。这就是根据人物所属的类型推出的他的性格特征，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性格规定。如果“人物的语言和他的命运不相符，罗马观众无论贵贱都会嗤笑狂呼。说话要适合身份：是神或英雄人物，老态龙钟的长者，少年气盛的纨绔，炙手可热的贵妇，殷勤献媚的乳姆，惯跑江湖的货郎，小康之家的农夫，或他乡异国之人，各有不同的属。”“你务心注意老幼少壮各有其行藏，务使举止同各种性格和年龄相当。”“如果你要描写阿喀琉斯这著名英雄，要写他的性情急躁，暴戾，刚愎，猛勇，不受法律的约束，动辄以武力行动；美狄亚刚强狠心，伊诺则泪流愁容，伊康背信，伊娥流浪，奥瑞斯提沉痛。”因为荷马史诗就是这样写的。贺拉斯示范说可以按照年龄把人分成几种，如老年人一般多烦恼，因为他们贪得无厌，只知存钱舍不得享受；他们对一切都无精打采，缩手缩脚，不敢抱多大希望；贪生怕死，又好生气，而且老爱颂扬过去，开口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之类，对青年从总爱批评。不能说贺拉斯的概括不正确，但如果说老年人都是如此、或者说文艺作品应该这样来写老年，就是以一种普遍的类型特征来代替真实具体的老人了。类型论的本质是普遍人性论，各种类型的人物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一种人只有一种性格，这样当然不会有明显的不合理，但不会生动有力，更不可能塑造出富有个性的人物。
第三是“寓教于乐”的观点。古希腊的主导观念是诗的教育作用，柏拉图反对诗的快感，亚里士多德则同时肯定教育和快感的双重功能；希腊化时期的埃拉托斯芬涅斯重在娱乐，斯多葛学派则重在道德劝善。贺拉斯早期的讽刺诗主要是从“合理享乐”的观点批评各种人生恶习，宣扬中庸之道。《诗艺》更为明确地主张诗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并主张二者合在一起，满足人的不同需要：
诗人的目的在于教益或在于娱乐，
或者在诗中使娱乐与教益相结合。
傲慢的骑士轻视索然寡味的诗歌，
寓教于乐的诗人才博得人人称可。
是古典就免不了道德教化，但诗的教化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在快感娱乐中使人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贺拉斯是从写诗实践来谈教育和娱乐的，其中包括许多经验之谈，如为了教育，他要诗人说话简短，使人容易接受；为了娱乐，诗人免不了虚构，但虚构要切近真实，才能使人相信等等。
“寓教于乐”的主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特里西诺（Giangiorgio Trissino，1478─1550）在《诗学》（1529─1563）中所发挥，用以论证文艺、特别是喜剧的功能。批评史上众多的“为诗辩护”的文章多依此理。
第四是把古典视为典范。贺拉斯认为“诗神把天才，把完美的表达能力赐给了希腊人”，所以文艺必须以希腊为样板，舍此必无它途。“摹仿”这个概念到了贺拉斯，增加了新的意义，这就是对古典作品的摹仿。在他看来，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都是永远不可越的高峰，正是从贺拉斯开始，希腊艺术被崇奉为文艺的标准。他处处以荷马为楷模，要诗人“日日夜夜揣摩希腊典藉”，从希腊古典中揣摩创作的标准和规则。在题材方面，他认为“用自己独特的办法自理普通题材是件难事；你与其别出新裁写些人所不知、人所不曾用过的题材，不如把特洛亚的诗篇改编成戏剧。”作家当然可以创造出标志本时代的新字，但“这种新造的字必须渊源于希腊”，符合和习惯。当然，摹仿古典并不是不许越雷池一步，“稗史的公共遗产，你个人也有权益，只要你不留恋平平无奇的园地，只要你不是食古不化逐字去移译，只要你摹仿古人时不自设陷阱，胆怯和清规使得你不敢越雷池。”
古典主义的缺点一是刻板僵化，规矩太多，比如“一部剧若要再三上演始终能卖座不应该恰好有五幕，不少也不多。不要请神打救，不要让第四个演员登场信口开河。”他还反对用日常语言。二是束缚艺术创新，不能面对现实情境，如果坚执过时的规范，很可能阻碍窒息文艺生机。
古典主义的优点是注重文艺的理性和规范性，趣味纯正，文词雅洁。贺拉斯批评了当时的诸多不良习气，如一味讨好观众、无端制造笑料、追新逐异、放肆猖狂、胡乱拼凑等等，还有金钱对诗人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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