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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之大，甚至可以在一个小问题上也可发现。柏拉图在《美诺篇》中认为两个正方形的理想比例是，一个正方形的一边等于另一个的对角线的一半。在《蒂迈欧美》中他认为等边三角形和毕达哥拉斯三角形是完美的立体，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三角形和正方形成为建筑家的理想式样。
三 对艺术的第一次起诉
古希腊文化传统认为，哲学与诗有不同的对象与目标，诗描绘的是变化不已而又五光十色、哲学思辨终将予以扬弃的感性世界，而哲学揭示的则是静止的、永恒不变、诗的境界无法比美的世界，这是两个长期对立和争论的老对手，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就《云》中讽刺了苏格拉底和哲学。美学史称之为诗与哲学的“古老冲突”。柏拉图重新展开这一冲突，他的创造性在于，他是基于艺术要像哲学一样教育公民的要求来谴责艺术的。所以这方面的观点主要是在他的《理想国》及第二个理想国《法律篇》中提出的。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所规划的城邦非常小，其中一切权利和义务都有确切的界限，一切都归国家根据严格的纪律来管辖，任何个人的生活都禁锢在公共整体的需要之中。所以一般认为《理想国》的原型是斯巴达而不是雅典。在整体至上、禁欲主义的主导下，柏拉图对艺术采取了严峻的态度，对艺术家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他的理由有二，第一是艺术提供了一幅错误的现实图画，对真理是没有多大价值，其次是艺术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腐蚀公民。第一点基本上涉及视觉艺术，第二点主要涉及诗和音乐。
反对艺术的第一个论点是从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中推出的，艺术只是“影子的影子”正如他在《理想国》和《政治篇》中都说过，所有的模仿艺术都是玩艺儿，它们不包含什么严肃的东西，而不过是娱乐。在《伊安篇》中，柏拉图提出了诗人的灵感来源于神明的观点。他和诵诗人伊安讨论诗歌创作是凭的技艺还是凭借灵感，既然荷马以及伊安自己，没有任何军事知识却可以歌咏战争，没有鞋匠知识却能描写鞋匠，那么写诗和诵诗就不是凭借专门知识智慧而是靠灵感。当诗人受到神的催动诗兴大发时，他就像着了魔地述诵起来。神明把灵感输给诗人，操纵他去写诗作，诱人的诗篇来自缪斯花园里的淌着蜜水的溪流。离开神明的帮助，诗人就一无可为。与其说是诗人利用灵感，不如说是灵感驱动诗人，诗的产生不需要周延的思考，不需要理智的判断。要注意的是，诗人凭借灵感写诗并不是对诗的颂扬，而是对诗人及诗的批评。诗可以是神圣的迷狂，但无论如何不是认识，诗的性质是非理性的，诗的创作是被动的，对创作过程的探索和分析是超越人的理性极限的。所以诗不是科学，写诗不是理性的活动，诗人写诗也没有什么主动性和自觉性，他们在现象美的诱惑下，忘却了“理念”世界的真善美，不了解普遍和个别、永恒和瞬息的不同。
反对艺术的第二个论点是从神学和政治学中推出的。理想国面临的任务之一，是对人、特别是青少年和城邦保卫者及统治者的教育。在理想国的结构中，最高的是哲学家式的统治者，其次是保卫者战士，最低的是农工商，“正义”就是所有的人都各安其位，形成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与此相应，人性结构中也有三个层次，理性、情欲，它们分别对应于哲学家、战士、普通人。立足于统治者的教育就要强化理性排拒情欲。但当时的文艺如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等，统统都不能促成他的教育理想。
首先，诗的描述不仅不真实，是虚假的，而且是有害的。赫西俄德笔下的神相互勾心斗角，经常大打出手，用野蛮的方式争权夺利；在荷马的笔下，神和平常人一样，充满争吵、欺骗、陷害、哭泣、享乐、凶杀、奸淫、贪财等等，和人类人事的行为一样；他对地狱的描绘会唤起人对死亡的恐惧；他多处描写的好人遭殃坏人得福的内容也不合道德。这些渎神的诗人不明白神是至善至美的，只能是美的原因而不是恶的原因；他们也不明白神不会改变形态，因为神比任何人和事物都更具有抵抗个力侵蚀和影响的力量。神也不想改变形态，他的形态本身就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诗人不顾这些，错误地把神（以及古代的英雄）和恶、不道德、有悖理性的行为联系在一起，那么诗人们就要承担蓄意丑化神的责任。这样的榜样绝不能培养年轻人的真诚、勇敢、节制，而只能把人引入歧途，不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都应当接触这类邪恶、有害和自相矛盾的故事。
其次，从影响上看，人的灵魂一部分受理性指导，一部分受欲念控制，前者是灵魂中的精华，后者是灵魂中的糟粕。正如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总是少数一样，理性部分也是灵魂中的较小的部分。欲念受情感和冲动的支配，使人具有任性、放纵和随心所欲的倾向。而摹仿诗人既然要讨好观众，就不会尽心尽力摹仿人性中的理性成分，他会看重容易激动感情的和容易变化的性格，因为它最便于摹仿。悲剧的感情在剧中人物是感伤癖，在观众是哀怜癖，就是尽量哭一番、哀诉一番的“自然倾向”，演员和观众都在其中尽情发泄，获得一时的快感。喜剧的感情是本性中“诙谐的欲念”，把一些平时引以为耻的言行表演到喜剧里，不以为粗鄙反以为愉快。另外像性欲、愤恨之类本应让它们枯萎的非理性情绪，诗歌却灌溉、滋养它们，摧毁理性的防线，破坏心理平衡，使人进入一种不正常的状态，甚至可能在剧场中做出某些在日常生活中引为耻辱的事。诗夺走了人的理智，削弱了人的判断力，使人在不自觉中丧失了可能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可能获得的符合理性原则的思维的行为。
其三，从写法上看，柏拉图认为诗有三类，一是从头到尾都用摹仿，像悲剧和喜剧；二是只有诗人在说话，像合唱队的颂歌；三是摹仿和叙述的结合。他认为第二种最好，第一种最坏，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做许多事情，保卫者应全神关注国家安全，不应摹仿别的事情，如果演戏者经常摹仿坏人坏事和软弱的人事，其纯洁专一的性格就会受到伤害。
所以，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下诗人下了逐客令：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准许保留的是这样的音乐：它能妥贴地摹仿一勇敢人的声调，或者是摹仿和平时期的温和音调。柏拉图语气很强硬，不断使用诸如“命令”“强迫”“禁止”之类的字眼。不管“迷人的缪斯”多么吸引人，把他们从城邦中流放出去是完全必要的。要注意的是，柏拉图在此没有伤害美，美仍然是人性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他之所以要驱逐诗人，就是要留下真正美的、善的艺术，使青年们天天耳濡目染优美的作品，处身四周健康有益的环境，从小培养起对美的爱好，形成融美于心灵的习惯。
从《理想国》到《法律篇》，柏拉图对文艺的态度经历了从清除到检查的转变。当然，《理想国》也为诗歌确定了一些标准，如只能把神写成是一切好事的原因；不能写神的撒谎，取消一些令人毛骨悚然字样等等，并允许诗歌的护卫者为诗一辩，“我们很愿意听一听”。但其主旨毕竟是“禁止一切摹仿性的诗进来”。《法律篇》的态度缓和一些，主张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而不是无条件地驱逐所有的诗人。他的基本观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