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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倒没生气，也可能因为他一时也想不到充虞的这个问题还有我给阐发出来的这么多“言下之意”，他是很认真地做了回答：“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先讲讲古了。”
充虞期待着：“您就讲吧。”
孟子抑扬顿挫地说：“好，我说说，你听听，待想当初——”
充虞心里纳闷：“耳熟，这好像是要说《八扇屏》，以前听侯宝林说过。”
孟子接着说：“上古的时候，对棺和椁的尺寸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后来到了中古，这才有了规定，棺的厚度是七寸，椁的厚度要相称。上到天子，下到百姓，对棺木的讲究不是出于审美目的，而是为了一尽孝心。当然，尽心也不是想尽就都能尽的，既不能违背礼制，也得财力允许。可要是既不违反礼制，又有足够的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古人都是用最好的木料来做棺椁的，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再说了，好木头不容易烂，死者的遗骸能被保护得更好，孝子的心里不也就舒服一些么。有一句名言说：‘君子是不会因为任何理由而在父母身上省钱的。’”
——先得解释一下什么叫“棺椁”。
棺材不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盒子，而是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死人装在小盒子里，小盒子装在大盒子里。小盒子“棺”，大盒子是“椁”（读“果”）。
儒家推崇礼制，有各式各样的很复杂的一些仪式，其中丧礼是特别讲究的。做人要做孝子，这在儒家的理论里可绝不仅仅是伦理范畴的事，而是政治范畴的事。评书里常说一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这很给人造成误解，以为忠和孝是对立的，其实在儒家看来，这两者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家做孝子，出门做忠臣。同样的，在家要是逆子，出门做官肯定得是奸臣。
有人可能会问：即便是在家做孝子，那么，在父母生前多尽孝不是很好么，何必还要讲究死后那些劳师动众的繁文缛节呢？——我们现代社会很推崇这种观念，宣传生前多尽孝、丧事要从俭，这是一点儿错没有的。但古人讲究厚葬也自有他们的道理。
那，这是因为古人的鬼神观和来世观吗？——有一定的关联，但说到底这还是为现实服务的，为政治服务的。这就不得不讲讲周代的宗法制。简单举个例子：第一任周天子一共讨了三个老婆，生了六个儿子，等他死了，这六个儿子里谁来接他的班呢？是考试？是比武？还是抽签？都不行，那就乱套了，按照严格规定：他的大老婆生的大儿子才是合法接班人。好了，大儿子接了班，然后这位大儿子（第二任周天子）又讨了三个老婆，生了六个儿子，等他死的时候，他的大老婆生的大儿子又会接他的班成为第三任周天子，往后就依此类推。这个大老婆大儿子的系统叫做“大宗”，其他那些儿子们都叫“小宗”。周朝人尤其讲究祭祖，第一任周天子生的老二、老三一向跟老爸关系不错，有一天，两人一合计，老爸死了这么长时间了，很是想念，唉，祭奠他老人家一下吧！
人家的祭奠可不像老百姓那样在坟头上烧点儿纸钱就完了，那可是个无比盛大的活动。可老二和老三虽然有这个想法，却不能真正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这个权利。
啊？！难道做儿子的还没权利祭奠过世的老爸么？——的确没有，从老二到老六都没有这个权利，只有老大才有。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大宗”才有。
可是，从老二到老六要是不能祭祖，这不是不合人情么？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祭祖的，但一定要在老大的带领之下才行。如果自己要单独祭祖，那就等于造反。
再拿老二做例子。老大接了班，当了新任的周天子，老二和其他兄弟一起早已被分封到全国各地做诸侯了。老二被分封到了齐国，做了第一任的齐王。（严格说是不能叫“王”的，只能是“公”或者“侯”什么的，不过这里就从俗了。）这位齐王讨了三个老婆，生了六个儿子，接班的方法和周天子的“大宗”系统一样，照样是大老婆生的大儿子接班做第二任的齐王，依此类推，这一支就是齐国的“大宗”，而其他子弟就是齐国的“小宗”。齐国的小宗也没有单独祭奠第一任齐王的权利，而只有在“大宗”的带领下才能参加祭祖活动。
第一任齐王所生的六个孩子里，老大接了班做了第二任齐王，另外五兄弟被分封到各自的采邑，成为卿大夫，在他们这个卿大夫的更小的系统里，也一样再分“大宗”和“小宗”。依此类推。
明白了这种宗法制度，我们就能想像得到祭祖的意义了：如果要尊奉祖先，就要隆重祭祀；如果要去祭祀，“小宗”就得听“大宗”的——在齐国的祭祖是齐国的各个卿大夫都得紧跟齐王，在周王室的祭祖是各个诸侯国的国君都得紧跟周天子。所以，孝道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在上本书的最后讲到孝道，当时说“在后文当中会有细说”，现在就是细说之一，孟子后文里还有不少谈及孝道的，咱们随到随讲好了。
明白了宗法制度大概结构，我们就会明白，所谓“孝道”在那样的社会里是带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与其说是情感，不如说是现实；与其说是伦理，不如说是政治。到后来封建社会解体，中国进入漫长的专制社会，孝道也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而又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现代社会有人讲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恢复中国古代的孝道，这些人的用心虽好，却忽视了孝道之所以成为孝道的历史背景。我们不妨想想，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孝顺父母，可人家外国人也没有鼓励孩子去虐待父母啊？那我们这个“孝道”的独到之处到底在哪里呢？——在中国古代从宗法制度而来的政治意义之内。
显微镜下看圣人
孟子当时恐怕不会想到，他这一节文字可给后人搅了不少麻烦。
有人读这一节读出疑问来了：“孟子从齐国回鲁国给老娘办丧事，然后又回齐国继续当官，充虞说做棺材是‘前日’，咦，这样看来，孟子好像没有守孝的时间啊？！”
还有人跟着起哄：“是啊，孟子在“滕文公篇”里还教人家守孝三年呢，可他自己都没做到。嗯，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么！”
这问题一出，可有人看出了其中的重要性和争议性，赶紧跟帖：“潜力帖，留名。”
口水仗很快就打起来了，硝烟弥漫，唾沫横飞，因为“守孝三年”在古人看来可是天大的事情，而这一守孝主张最有力的吹鼓手恐怕就是孟圣人。所以，这问题的冲击力不亚于传言所谓在雷锋遗物里发现了一块高级手表。
大儒顾亭林帮孟子说话了：“孟子人家这是给老娘改葬，改葬是很快的，用不了守孝三年，因为这三年在刚刚下葬的时候就已经守过了。”顾亭林从文字上找证据：“好好看看《孟子》原文，人家用的字是‘葬’，而是不‘丧’，这是在说改葬，而不是在说守丧。”
人多嘴杂，越说越乱。这真是个焦点问题啊：当事人中，不但孟子是圣人，孟子的老娘也是女中圣人啊。我们都知道有个“孟母三迁”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位孟子的老娘：
待从头，想当初，孟子小的时候，他家住的地方临近一片墓地。是不是很刺激啊？小孟轲很高兴，很喜欢到墓地去玩，还总是学着人家的样子挖个坑啦、埋个东西啦。孟母一看：这可不行，要是这么下去，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个没出息的家伙！怎么办？孟母一咬牙：搬家！
要拿现代眼光来看，孟母的觉悟可真不高：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呀，看看人家时传祥！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可孟母到底只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家庭妇女，在当时能有这种意识就已经很不简单了。于是，老孟家搬家了，从墓地旁边搬到了王府井大街。
真新鲜啊！小孟轲这回更高兴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小孩子模仿能力又强……孟母一看，完了，要照这样下去，这孩子长大了充其量也就是个比尔？盖茨！孟母仿佛已经见到了儿子的大头像笑容可掬地出现在《福布斯》的封面上——唉，那还不丢死人了！怎么办？孟母一咬牙：接着搬家！
可是，单是搬家倒也不难，无非是给搬家公司打一个电话的事，可是，搬到哪里去呢？孟母胡乱翻看报纸，突然，一则房地产广告让她眼前一亮：学宫，高尚社区！
孟母心头盘算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