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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和叔齐都是一惊：这是怎么搞的，好容易到了陕西，英明领袖却去世了？！
完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没指望了！
等再一打听，原来这支军队是周文王的儿子去打商纣王的。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伯夷和叔齐连忙拦住了周武王（这时候他还不叫周武王）的马：“你小子不像话啊，老爸死了还没安葬，就大动干戈杀人放火去，这可大大有违孝道啊！而且，以臣子的身份去打君王，这也不仁啊！你们不能不讲道理啊！”
“讲道理？”周武王左右的武士一听，心说，“只听说秀才跟兵讲道理，没听说兵跟秀才讲道理的。”这些武士二话不说，拿起兵刃就要往老哥儿俩身上招呼。
伯夷、叔齐一看不好，医保和社保还没混着呢，这就遭遇血光之灾了！两人把眼一闭，暗想：“这也好，混不上医保、社保，能混个安乐死也算不错了！”
还好，姜太公正在旁边，连忙制止了武士们的暴行，对大家说：“这两位都是义人，不能杀，拉走就是了。”武士们拉开了伯夷、叔齐，大军继续上路。伯夷无奈地看了看弟弟，说：“来之前你提延安我还生气呢，看来这陕西从这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了革命根据地了啊！”
很快，周人灭商，改朝换代，这可真把伯夷、叔齐气得不轻。这哥儿俩很有气节，说：“周朝的粮食我们不吃！”于是，跑到了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的首阳山上隐居起来。
在首阳山上，叔齐问哥哥：“咱们在这山上住，倒是合乎仁义，可肚子问题怎么解决呢？”
伯夷说：“山上不是有这么多野菜么，够咱们吃的了，而且，这可都是无公害、纯天然的食品啊。”
于是，老哥儿俩就窝在首阳山上靠无公害、纯天然的食品过日子，没多久就饿死了。据说，他们死前还作了一篇《山居笔记》：“上山采野菜，山居吃薇草。以暴易暴可不好。古代盛世没有了，我们在乱世没地方跑。倒霉啊倒霉，我们只有死路一条。”（登彼岐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如果这篇《山居笔记》并非后人的附会，那么，伯夷和叔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学命题：以暴易暴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不去以暴易暴又该怎么做呢？当时他们还不可能知道耶稣的主张：“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有人抢你的外衣，你就连内衣也一起给他。”在这个问题上，伯夷和叔齐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明确的答案，但他们以自己的言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高标准的典范，并且影响极其深远。
在此，我们还要捉摸孟子言论中的一个问题：孟子是相当推崇伯夷和叔齐的，但是，他也同样推崇周武王，如果按照“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的逻辑，那可就不容易想明白这个问题了。
伯夷、叔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对典型，两千多年来总是不断有人拿这两位说事儿。对这两位到底应该怎么评价呢？这经常让历代的知识分子心里怪矛盾的。《孟子》一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伯夷、叔齐，我倒想拿来唐代柳识的一篇文章作个参照——柳识的《吊夷齐文》是一篇写得很漂亮的骈文，其中议论也很有代表性：
洪河之东兮，首阳穹崇。侧闻孤竹二子，昔也馁在其中。携隐胡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苍云秋水。魂兮，来何依兮去何止？掇涧溪之毛，荐精诚而已。【开篇抒抒情：伯夷啊，叔齐啊，我来纪念你们来啦，你们两位可真不容易啊！】
初，先生鸿逸中洲，鸾伏西山。顾薇蕨之离离，歌唐虞之不还，谓易暴兮又武，谓墨缞兮胡颜。时一咤兮忘饥，若有诮兮千岩之间。岂不以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圣之纯嘏？让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这段是说：两位老前辈啊，你们只顾着维护殷商王朝所谓的正统，责备周武王不应该推翻商朝，你们的看法是不是有些偏颇呢？】
当昔夷羊在牧，殷纲解结。乾道息，坤维绝，鲸吞噬兮鬼妖孽。王奋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资浚哲。于是三老归而八百会，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锡黄鸟，珪命赤乌。俾荷钜桥之施，俾申羑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电扫风驱。及下车也，五刃不砺于武库，九骏伏辕于文途。虽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苏。【这段是说：老天爷一再向殷商王朝发出严厉警告，又一再给周人展示祥瑞。等周武王灭了商，你们老哥儿俩虽然不吃饭了，可天下苍生却可算能喘口气了啊！】
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于嗟先生，将逃奚臻？万姓归仰兮，独郁乎方寸；六合莽荡兮，终跼乎一身；虽忤时而过周，终呕心而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这段是说：全天下都是周人的了，你们两位老先生就算不合作，想跑可也没处跑了。大家全高兴着呢，可就你们俩没事偷着哭，想开历史的倒车！瞧瞧，这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啊，可也算求仁得仁吧？】
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皆旁通以阜厥躬，应物以济其力，则焉有贞节之规，君亲之事？灵乎，灵乎，虽非与道而保生，乃勖为臣之不二。【这段是说：但是——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但是”——老哥儿俩这种对主子尽忠的精神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嘛！】
柳识的这篇文章读完，让人有点儿搞不清楚：伯夷和叔齐到底是对还是错啊？如果是柳识自己，遇到和伯夷、叔齐当初类似的情况，他到底是会顺应天命、投降新政权呢，还是忠君不二、宁可付出生命呢——也就是说，是选择那个“但是”前面的，还是“但是”后边的？
柳识在第二段中有一句引文，叫做“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意思是：帽子是戴在头上的，就算帽子破了，也得戴在头上，不能往脚上套；鞋子是穿在脚上的，就算你赶时髦花两万块钱买了一双限量发行纪念款的顶级耐克鞋，也得穿在脚上，不能顶在头上。我曾在上本书里花了些篇幅澄清许多人对“礼仪之邦”的误解，其实呢，这个“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的说法正是对“礼仪之邦”、对“礼制”的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大家要各安其位：你是帽子，就永远在头上扣着；你是鞋子，就永远被人在脚下踩着；你是袜子，就算再破、再旧，也不能裁开了缝缝补补改成口罩，唯有如此，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和谐，才不会出乱子。
“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这话到了汉代可能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间的一句习语。汉景帝的时候，有这么一天，两位学者在皇帝面前争论起这个问题来了。这两人一个是辕固，一个是黄生。这个辕固是研究《诗经》的大专家，也就是电视剧《汉武大帝》里惹恼了窦太后、结果被跟野猪圈在一块儿的那位老先生。
当时，黄生说：“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篡位弑君的大坏蛋！”
辕固说：“瞎掰！夏桀王和商纣王才是大坏蛋呢，人民群众怨恨夏桀王和商纣王，喜欢商汤王和周武王，这是民心向背啊，商汤王和周武王是受命于天的。”
现在我们置身事外，能给这口角中的二位作个评判：黄生有可能是治黄老之学的学者，坚守“尊君卑臣”的原则；而辕固在这个问题上却是孟子一派的，更加倾向于民意而不是君权。
然后，黄生就说了：“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桀、纣虽然坏，但毕竟是君主，汤、武再怎么好，但毕竟是臣下。君主就算做得不对了，臣下也只应该尽劝谏之力，哪能造反呢！”
辕固说：“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汉朝，高皇帝（刘邦）灭了秦朝，自己作了天子，难道还错了不成？”
辩论到这里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在古代，讨论历史问题一定要遵循一个基本尺度：一定要在历史的范围里讨论历史，千万别往现实问题上去引申，一旦碰了现实，历史也就不成其为历史，而一变成为政治了。黄生此时此刻该怎么回答辕固的问题呢？他可太为难了：怎么说都是错啊！
该汉景帝说话了。汉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吃。”
——这叫说的什么话！皇帝会这么说么，有人不会觉得这是我瞎编的吧？
真不是我编的，《史记》和《汉书》里都是这么记载的。
为什么马肝不能吃呢？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