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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人已经知道天下不只是一 个中国，还有许多别的国家。所以，他们把天下事与国事并提，可见这是指的世界大事， 而不限于本国的事情了。
把上下联贯患起来看，它的意思更加明显，就是说一面要致力读书，一面要关心政 治，两方面要紧密结合。而且，上联的风声、雨声也可以理解为语带双关，即兼指自然 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而言。因此，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上去，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尽管由 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当时还是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封建制度而进行政治 斗争。但是，他们比起那一班读死书的和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总算进步得多了。
当然，以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当时只知道用“君子”和“小人” 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顾宪成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留心民生，隐 居乡里不讲求正义，不配称君子。”在顾宪成死后，高攀龙接着主持东林讲席，也是继 续以“君子”与“小人”去品评当时的人物，议论万历、天启年间的时政。他们的思想， 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出宋儒理学，特别是程、朱学说的范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 为顾宪成讲学的东林书院，本来是宋儒杨龟山创立的书院。杨龟山是程源、程颐两兄弟 的门徒，是“二程之学”的正宗嫡传。朱熹等人则是杨龟山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 院的时候，很清楚地宣布，他是讲程朱学说的，也就是继承杨龟山的衣钵的。人们如果 要想从他的身上，打到反封建的革命因素，那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们决不需要恢复所谓东林遗风，就让它永远成为古老的历史陈迹去吧。我们只要 懂得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这两方面紧密结合的道理就够了。
片面地只强调读书，而不关心政治；或者片面地只强调政治，而不努力读书，都是 极端错误的。不读书而空谈政治的人，只是空头的政治家，决不是真正的政治家。真正 的政治家没有不努力读书的。完全不读书的政治家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不问政治而死 读书本的人，那是无用的书呆子，决不是真正有学问的学者。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决不能 不关心政治。完全不懂政治的学者，无论如何他的学问是不完全的。就这一点说来，所 谓“事事关心”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一切知识都要努力学习的意思在内。
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心政治，这是愈来愈明白的道理。古人尚且知道这种道理， 宣扬这种道理，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还不懂得这种道理吗？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比古 人懂得更充分，更深刻，更透彻！
燕山夜话（二集） “胡说八道”的命题
我们的青年同志，近年来在从事金融科学研究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研究 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敢想敢说敢干。但是，他们也常常因此而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他们 的科学研究文章也有的竟然被批评为“胡说八道”。到底是不是胡说八道呢？这是需要 仔细分析的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尖锐地批评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旧命题，指出它们 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而提倡要敢于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进行新的研究。比如，恩格斯对于 数学的研究工作，就特别支持那些被看成是胡说八道的命题。恩格斯写道：
“高等数学把初学数学的永恒真理看做一个已被克服了的观点，常常做出相反的判 断，提出一些在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看来是完全胡说八道的命题，固定的范畴在这里消 失了。数学走到了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即使很简单的关系，如抽象的量的关系，恶的 无限，都采取了完全辩证的形式，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觉又不自愿地转变为辩证的数学 家。”
科学史上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恩格斯的这种论断是十分正确的。事实上，岂只 是高等数学的命题在刚提出的时候，常常被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看成是完全胡说八道的 呢？还有其他许多科学的命题，当它们刚提出的时候，难道不也是被人看成完全胡说八 道的吗？
事实上，当着人们只有初等数学知识的时候，就只能够对静止的固定的常数进行计 算，以表明客观事物的量的关系；以了高等数学出现的时候，人们就进一步能够对发展 运动中的变数进行计算，以表明客观事物的质的关系。由于初等数学受了机械论的形而 上学的观点的支配，缺乏唯物辩证的观点，因此只有初等数学知识的人，无论如何不可 能正确地理解事物的辩证关系。比如，对于曲线和直线的关系，在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 看来是绝对不同的两个概念，却没有想到曲线的无限延伸的结果，就转化成为直线了。 所以在高等数学的微分中，曲线和直线则是可以相等的。这样，在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 的心目中，高等数学的许多命题，当然就成为完全胡说八道的命题了。
同样的例子在其他许多学科中，也都可以遇到不少。比如，动物学家最初对于鸭嘴 兽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正确的分类。因为按照归纳法进行动物分类的结果，凡是雌性有 乳房的动物都是哺乳类的动物，反之，凡是雌性没有乳房的动物就都不是哺乳类的。按 照这个标准来看鸭嘴兽，当然就不是哺乳类动物了。因为雌性的鸭嘴兽是没有乳房的。 然而，事实证明鸭嘴兽却完全是哺乳类的动物。因此，恩格斯也指出，按照归纳法进行 动物分类的结果，必然会造成错误。
由此可见，任何科学的结论都不应该被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而任何新的科学论断的 提出，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都不应该被看成是胡说八道的。因为人们对于客观 规律，常常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认识清楚。科学研究的命题和结论不过是表示人们对于 客观规律的一种认识阶段。昨天认为正确的结论，到了明天，由于新的事实证明，可能 会发现并不完全正确，这时候，又需要对原来的结论做某些修改和补充，或者提出新的 结论。只有这样，人的认识才能不断发展和提高，科学研究才能更好地掌握客观规律， 来为人类服务。
为了使科学研究工作富有成果，我们完全应该鼓励年轻人大胆钻研，解放思想，敢 想敢说敢干，决不要去泼他们的冷水，泄他们的气。我们要积极启发年轻的科学技术工 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脚踏实地，虚心谨慎地向科学的高峰稳步前进。应该勉励大家既不 要轻浮急躁，也不要因为怕被批评为胡说八道而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相反的，任何人 只要在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如果真有新的发现，就要敢于提出所谓胡说八道的新的 命题，而不必有任何顾虑。
燕山夜话（二集） 创作新词牌
新的诗歌发展的道路问题，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似乎还难于解决。这是什么缘 故呢？
最重要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想求得足以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还需要做许多努力， 进行更多的尝试，而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实践却还十分不够，经验缺乏，成绩不多。
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出新诗歌的民族形式呢？难道这许多年来都没有人做过任何尝 试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早从五四运动以来，曾经有许多人尝试和创作了许多新的诗 歌。但是，这些新诗歌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什么确定的形式。这里边又有许多复杂的原因。
大体说，要想形成一种新的为大家所公认和采用的诗歌形式，起码应该具备两个特 点：民族的特点和时代的特点。而我们所看到的新诗歌，往往不能同时具备这两个特点。
那末，究竟应该如何去创造既有民族特点又有时代特点的新诗歌形式呢？路子可以 有好几条，可以殊途同归，有心人都无妨试试。
在这里，我不想详细论列和比较各种路子的长短和得失，只想建议大家在已经发现 的若干路子之外，再试走一条新的路子。当然，这里所谓新的路子只是就某种意义来说 的，而且它仍然是从旧路中走出来的，这正如古来的乐府和词曲等发展的规律一样。
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中有一段文字写道：
“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 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