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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着佛教法轮常转，象征前进不息；下层为钟形垂莲，代表佛教，象征美、
力量、光明、神圣、吉祥、平安等，内涵十分丰富，而且垂莲已成为印度的
国花。这种石柱雕刻技术和艺术形式对中国的华表建筑及艺术产生了直接的
影响。这种柱头的造型图案已成为当今印度的国徽。可见古印度的石柱雕刻
技术及其艺术成就是十分巨大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3）犍陀罗的雕塑技术成就
犍陀罗在古印度西北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亚历山大东征时，希腊文
化的影响已波及此地区，以后又遭希腊、大夏诸公的入侵，使这一地区进一
步希腊化。阿育王时代，佛教传入该地区，到贵霜国王迦腻色伽时，该地区
已发展成为佛教中心。公元1世纪，在东西文化的结合交融中，出现了以印
度佛教为内容，以希腊艺术为形式的风格独特的雕塑艺术，并且主要体现在
佛象雕塑上。在过去的雕刻中都用脚印、雨伞象征佛，或用莲花、菩提树、
轮室、佛塔指代出生、得道、说法、涅■的佛。而在此之后则诞生了雕塑佛
象。如在《增一阿言经》中，就有优填王以牛头旃檀（zh1n ）作t2n5尺高
的如来像；波斯匿王用紫磨金作了5尺高的如来佛像的记载。佛像都以希腊
神像为原本，顶上有髻，头后有光轮和发，服饰皱纹清晰可见，其雕塑技术
和艺术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另外，该地区的佛塔很独特，如迦腻色
伽王塔的层基为5级，高150丈，上面又建了25层的塔。古印度的雕塑技术
及艺术，到公元5世纪时，因■（y4）哒人的入侵而渐趋衰微。但犍陀罗的
雕塑技术及佛教艺术，却对中国的佛教建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佛
教刚刚传入中国之时，其作用可说是决定性的。
4。日本古代建筑的发展
早在远古，日本列岛漂离大陆，成为孤岛，而朝鲜呈半岛状与大陆相连。
佛教的传播与普及，使日本的孤岛文化与大陆文化紧密联系起来。但是考古
学家们认为，在佛教史前，中日两国之间就已有交往。《后汉书·倭传》记
载：“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事见史记）求蓬莱神
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逐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日本和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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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新宫市有徐福祠及徐福墓。这些反映出早在公元前，就有中国人渡海至日
本定居，并传播文化和生产技术。而来自西域的佛教，传入中国并形成中国
佛教后，然后传播至东亚诸国，先是进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3
国，再从朝鲜半岛流入日本，中国的佛教建筑也随之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日本正处于变革之时，史称“弥生时代”。
变革来自大陆的以水稻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的冲击。在这一时期，以长江
下游为中心的稻作文化进入日本。这一文化在建筑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对日
本影响很深。随着干阑建筑形式的传入，日本住宅出现了木架草顶，下部架
空的所谓高床式建筑，并成为日本建筑造形的原形之一。徐福东渡日本后，
日本房屋形制出现了开敞式布局。即地板架空，出檐深远，居室小巧精致，
室内木板上铺设垫层，供坐卧起居。钦明天皇在位时（公元539—571），随
着中国文化的深入和佛教的传入，日本建筑开始采用瓦屋面，石台基、朱白
相映的色彩，以及有举架和翼角的屋顶，佛寺、塔、宫室开始涌现，住宅和
神社的建筑式样也发生了变化。佛寺、塔均仿中国式样而建。专供祀奉自然
神、氏族祖先和英烈人物的神社，已开始复杂化，式样也不断增多。以前仅
有两种。一是“大造社”，平面为方形，室内有一根中心柱，屋顶为悬山式；
二是“神明造”，其社屋为3开间，正面明间开门，悬山式屋顶，以伊势神
宫为代表。伊势神宫建在三重县伊势市，是日本古代最重要的神社，由形制
和布局大体相同的内外两宫组成。内宫建于垂仁天皇时代（公元前70—前29
年），以正殿为中心，后面左右各有宝殿一座，式样都类似干阑式建筑，均
为3开间，正门在明间正中，正殿有平坐周匝。三殿外围有木栅和四道板墙。
外墙用板壁，草葺悬山屋顶，脊上有一排横置的腰鼓形“竖木鱼”，两侧屋
面延伸上翘，侧面类似“个”字。外宫为丰受大神宫，建于雄略天皇时期（公
元456—479年）。受古代日本住宅一屋一代风俗的影响，持统天皇时代（公
元690—697年）规定了每隔20年重建一次的“造替制度”沿袭至今，到1973
年已替造60次。由于严守古制，神宫仍保持原貌。
在日本的佛教建筑中，日本奈良法隆寺是现存世界上最古的木构建筑。
关于其样式的性质及源流，观点不一，多有争论。据《日本书记》记载，法
隆寺于天智9年（公元760年）烧毁。因此，现存法隆寺建筑应为后人所建，
约建于7世纪末至8世纪初的奈良时代初期。但从样式和技术上进行分析，
并与建于白风时期反映初唐建筑风格的药师寺相比，有明显的差异。从当时
的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之间的建筑交流来看，应是朝鲜半岛三国吸收、积
淀和交杂中国魏晋南北朝以及隋代建筑风格的再现。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
高句丽及百济与中国交往密切。其建筑在中国的史籍中有所记载。《魏志·高
丽传》中说：“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祠灵星社稷。”
《旧唐书》中描述道：“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茸舍，唯佛寺、神庙及
王宫官府乃用瓦”。朝鲜半岛的百济与中国南朝文化关系密切，建筑也不例
外。百济公州宋山里六号坟砖铭文记有“梁官瓦为师矣”，即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梁书·百济传》记载：“大中通六年（公元534年），大同七年 （公
元541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般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
敕并给之”，百济佛寺建筑随之隆盛起来。作为南北朝佛教建筑传播的中介，
百济与高句丽对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552年，百济不仅将佛教传入
日本，并且向日本贡纳造佛工及造寺工匠，为日本营建佛教寺院，使日本建
筑在体系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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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从样式成分上分析，法隆寺建筑具有相当古朴的早期建筑特征。如建
筑细部上与中国北魏云冈石窟相似处甚多；云拱的曲线做法颇具有中国汉魏
斗拱的特点。而法隆寺建筑的大木结构，与东汉时期形成的中国系木构建筑
体系，即梁柱式结构体系具有相同的特征。在当时因榫卯技术尚未发达，因
此，建筑整体的稳定大多采用裁柱入地（日本人称为掘立柱手法）的手法。
这种手法一直被广泛地使用。随着技术的发展，立柱被移到柱础之上，建筑
整体的稳定则采取依靠厚重墙体和加大柱径的方法。
法隆寺建筑的大木构成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即统一横向构材的层层铺
叠所呈现的井干状构成形式。《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指出，井干楼的做
法及特征为“井干楼积木而高为楼，若井之形也，井干者，井上之栏也。其
形或四角或八角。”《史记·索引》的描述是“积木为楼，言筑累万木，转
相交架，如井干。”此外，《盐铁论》说：“今富者井干增梁”；班固在《西
都赋》中讲“井干叠而百增，峙游极于浮柱，结重栾以相承，累层构而遂■”。
这些记载表明井干结构手法，已在高级建筑及宫殿上被广泛运用。由此可见，
在世界古代后期，中日建筑文化的关系及性质具有渊源一致的特点。日本建
筑史学界认为：“虽然在佛教传来以前，大陆建筑的影响已被确认，但给建
筑界带来巨大变革的是最先通过朝鲜半岛，尔后直接从唐传来的中国建筑样
式。基于此，日本建筑的样式，直至明治维新，一直是作为中国建筑体系的
一部分而发展的。”但是，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