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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另外,该志因首次对人口数字作了记录,对研究汉代的经济地理非常
有意义,人们可据此推出各地区的人口密度、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成就,
无疑是开创了中国人口地理研究的领域。此外,该志对自然地理作了简要的
记述,对山脉的名称和方法、对河流的发源地、流经地区、流向、全长的记
载,以及对许多矿物的产地、特征的记载,都是对中国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
贡献。正因为《汉书·地理志》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因此它的问世,便成
为中国传统地理学形成的重要标志。
《史记》和《汉书》中,还有许多有关地理的篇章,如《史记》中的《大
宛列传》、《汉书》中的《食货志》、《西域列传》等。这些丰富而详实的
记载表明《史记》和《汉书》,不仅是史学名著,也是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创
始性著作。
(3)马王堆地图与裴秀的制图理论
在战国至西晋的千年之中,中国地图学以其特有的建树而称重于世。中
国古代地图学是建立在平面制图的基础之上的,这在考古发掘的实物中得到
了体现。现已出土的平面地理图,有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墓的《北域图》、
甘肃省天水放马滩秦墓中的板式战国末期地图、以及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
地形图和驻军图等。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3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其
中,一幅是地形图,一幅是驻军图,一幅是地邑图。这三幅图都有固定的方
位和比例尺。其方位为下北上南、左东右西,与现代制图方位相反。地形图
中心的比例尺18万分之1,周围较小;军事驻军图的比例尺为8万到10万
分之一。图上都有明确的图例,分别表示山脉、河流、居民点、道路等,表
现方法相当高明。如用弯曲的黑实线表河流,粗细则表示河的宽窄;虚线表
示潜流(或不可通航的河段)。这些图的准确度相当高,如地形图所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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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 (今潇水)及其支流的水道,大部分接近于现代地图,有些部分几乎没
有差别,而且有些河流的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图上的山脉,不仅与实地相符,
而且已经使用闭合线来表示其走向和范围,山形线里还加画了明显表示分水
界线的横细线,并以类似现代等高线的涡纹线来表示主峰所在。这种简洁明
了的线条,勾划出纵横交错的南岭地区的地貌特征。这就充分地表明,中国
的测绘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到了三国、西晋时期,涌现出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裴秀 (公元224
—271年)。他生于河东 (今山西)闻喜县,先后在魏晋朝廷作官。在行军
和用兵的实践中,他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并深深地认识到地图的重要。
他曾对《禹贡》记载的地理内容进行核查,著《禹贡九州地域图记》18篇,
并绘制“一寸为百里”的全国地理《方丈图》。但真正使他成为中国科学制
图之父的还不是这些内容,而是在该书序言中由他所提出的一套制图理论,
即“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就
是确定比例尺,表示缩小的程度:“准望”,就是用矩形网格来确定相互间
的位置;“道里”,就是用来表示相互间距离的数字;“高下”、“方邪(斜)”、
“迂直”表示制图时应根据逢高取下,逢方取斜,逢迂取直,“高则山峦,
下则原野”,“方加矩之钩,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肠九折,直如飞鸟准
绳”的原则,分别按照数学方法进行折算,将各种形状的地形、地物都变成
平面投影图绘在地图上。这一理论真实地反映了晋代的制图水准,说明至迟
在公元3世纪,中国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制图理论。这项原则是我国制图学
的基础,倍受后人推崇,直到明朝末年西学东来,西方地理学传入之前,一
直是中国制图的准则,影响极为深远。
(4)郦道元与《水经注》
郦道元(公元466或472或455—527年),字善长,北魏范阳涿鹿(今
河北涿州市)人,少年时曾跟随父亲前往山东,游历了一些名山大川,饱览
过祖国的壮丽河山,引发了他对大自然的激情。北魏十八年(公元494年),
他出任尚书郎,后历任太守,刺史、御史中尉等职。在北魏任职时,他多次
出巡,对黄河、淮河流域的水道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并目睹了广大地区因
黄河水利失修,水旱灾害不断,百姓生活悲惨的状况,从而认识到河流水道
和其它自然现象与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开始将精力倾注在河流
的研究上。在博览群书中,他对《水经》格外重视,《水经》是中国第一部
专记水道的著作,该书集中描述了大小河流137条,简要记述了各河的发源
地、归宿和流经地区。由于《水经》只记水系的源流、水道,不涉及其他内
容,脉络既不清晰也不系统,因而满足不了郦道元的要求。于是,他跋山涉
水,对河流作了详细的探索,并随时把河道、地形、城市、地名的变化记载
下来,以弥补《水经》的不足。他花了整整7年时间,终于写成了《水经注》
一书。全书分40卷,30万字,共记载河流1252条,远远超过了《水经》的
137条。
该书前32卷集中叙述河北诸河,其中包括黄河的支流汾、渭、洛、谷河
各一卷,后8卷专门叙述江南水系。郦道元取“详北略南”、使笔墨有所侧
重的策略,也许与时代背景有关,因为当时南北对峙,战争不断,郦道元的
足迹未能到达南方,不可能对南方诸河有更多的了解,只能从略。
该书虽然以“注”为名,但实际上是一部研究水系的地理专著。它不同
于《禹贡》那种按地域分类的结构,与《汉书·地理志》那样按行政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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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方式也不相同,而是以河流(或水道)为纲,综述流域内的地貌、地质、
土壤、植被、动物分布、城镇建制沿革等地理情况,这就大大丰富了《水经》
的含量,而且没有陷入单纯为作注而作注的圈子,成为中国古代地理研究中
的一大杰作。
《水经注》对河水和江水的记叙均为11卷,是全书的主体。其中也有些
内容失之于偏颇。如他认为黄河源头有三,其一发源于昆仑山,并过分夸大
了昆仑山的高度;认为从蒲昌以下潜流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这显然
是唯心主义的臆造。该书对黄河下游的记载相当正确,精详,但对江水下游
的记载却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江水到下游分为南北二江,并拼凑了两江的
入海口和流经地区,这显然与他所追求的目标极不一致。书中,郦氏对河、
济、淮、沔 (汉)、江五大水系以及对大河以北、山东和南方诸水的记述,
体系相当分明。但在黄河一系中,却未收进济水和大河以北诸水;渭水在洛
河之前注入黄河,却编在洛水之后;又把淮水干流放在它的支流后面,先讲
汉水,后讲江水。这些错乱之处说明郦氏此书也有失于确切的地方。
对于大河以北诸水的记载,虽然只列有11条水道,但也没有采用干流综
合支流的一致方法。他首先分列湛水、荡水和洹水,实际上合流为清水。接
着分列浊漳水和清漳水,实际上合流为漳水。易水、滱(k^u)水并列,合流
后反以源流短的易水为总名。圣水与拒马水也是如此。这只能使内容复杂起
来。但是这些记载却可表明部分水道的分合演变过程,或自然改道,或经人
工改道,仍有一定的参考研究价值。
《水经注》在体例上是研究水系的专著,但实质上却是一部历史地理著
作。书中把各州郡县罗列在大小水道的沿线,可根据大小水道上下游的部位、
识别出各地分布的形势。在缺少经纬度观念的条件下,这种方法是较为理想
的,这使该书好象是一部方便的交通图册。有关注文依据东汉的郡县建置,
部分郡县前推至西汉、周秦,后延到北魏,其沿革都作了记述;特别是王莽
改变地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