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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农业长工工资，一般都包括管饭和工价两个部分。雇主供应长工膳宿，管饭是工价的组成部分，含有实物工资的性质，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地区用货币支付工价，少部地区用粮食支付，或以粮作价支付，或货币之外，另有其他实物。
工资水平常根据农业生产经验、技术熟练程度，和工种是否田间耕作或牧放牲畜，或年龄是否壮年、老年、少年等等确定。从已见现存《刑科题本》各省县一百八十二起案件材料统计，清前期长工工价平均工资额最高约可达四千多文，最低一千三百文。
有的地方工价之外还补给实物，如：乾隆六年河南南阳梁天功雇李举佣工，工价二千文，另给鞋二对①；乾隆三十二年，河南汤阴石其孝雇张大佣工，完全以粮支付，言明工价粮四石八斗②；乾隆十一年，山东定陶明克己雇黄邦做工，言明工价大钱一千三百文，另给“两匹布、十斤棉、三双鞋、三包烟”③；乾隆六年，直隶热河戮哈兔雇吴三做工，年工价粮五石④；嘉庆二十五年，四川邛县梁国甫雇曾锡蔡，言定三年工价钱十千文，另给“大小衣服十件”①；山西宁远厅梁凡绢雇盛有才，言定每年工钱十千文，另给“每月谷子二斗”②。广东南部一些农村也完全用谷物支付工价，如乾隆三十五年，广东徐闻县邹忠平雇叶亚佑牧牛，每年工谷二石四斗③；嘉庆十三年广东钦州沈显祚雇刘贵明“田工”，每年“工谷十石”④。
实物作为工资支付的补充手段，反映了有些地方货币经济的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但是从总的看来，实物支付仅是一种辅助手段，主要的还是以货币铜钱做为当时支付工价的基本手段。
雇主为了加强剥削，竭力在工资的货币部分压低价格，在工资的实物部分降低伙食水平，以及延长劳动时间。许多雇工嫌雇主“茶饭不好”，在六月大忙季节便辞工不干了。
农业雇工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封建地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要求摆脱人身隶属关系。农业雇工队伍的发展，伴随着雇工频繁的反抗斗争，震撼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阶级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导致了封建关系的松弛。许多农业雇工为了卫护自己的劳动所得和人身自由，对雇主侵夺工资以及人格侮辱等等，往往以自发的报复手段与之进行生死搏斗。比如：雍正五年（1727），直隶宁津县（今属山东）李三雇与陈四看守禾稼，言定俟田禾收割，给李三工钱五千文，后秋禾已登，尚有余豆未获，仍令李三看守。至八月二十日，李三因天渐寒，向陈四索讨工价，陈四不允，即行詈骂，复拳殴李三，李三情急，遂用看禾木棍还殴，致伤陈四额颅等处，越四日殒① “刑科题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管理刑部事务刘统勋题。
③ “刑科题本”乾隆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④ “刑科题本”乾隆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方观承题。
① “刑科题本”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蒋攸铦题。
② “刑科题本”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山西巡抚成格题。
③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广东巡抚德保题。
④ “刑科题本”嘉庆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刑部尚书觉罗长麟题。
命。①乾隆十七年（1752）五月，四川重庆府定远县陈进伟引进陈进葵，受雇与胡正纲家佣工，八月二十一日，陈进葵向胡正纲索讨工银未给，即于是夜将胡正纲马一匹私行牵逃，堂兄陈进选把陈进葵拴了去，投诉于族长陈泽林。族长们说，叫他亲兄陈秀林来按家法处治，戒他下次。陈进葵分辩说，原因工银牵马的，你们不替我做主，若说是偷的，你们就是同伙。结果，陈进选等失手打死了陈进葵②。
经营地主的增多康熙后期和雍正以来，雇佣劳动进一步发展，经营地主的经营规模日益扩大，一个雇主同时雇用三、四个，五、六个甚至十几个长工，和在农忙时加雇大量短工的现象已日渐增多。同时，经营地主的数量也在增加。
大多数经营地主都不是有身份的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由于雇工反对雇主的任意奴役和对自己的人身侮辱，并进行积极的斗争，因此，经营地主主要是依靠经济手段改革生产技术和改进经营管理，以调动雇工的积极性来发展致富。
经营地主一般都备有一定数量的大牲畜作为生产动力，和备有供全部土地耕作使用的大型农具，和供短工临时使用的小型农具。所以清代文献中有记载说，“百亩之家，必畜骡马三、四头，东作以供耕种，西成以资转运”①。又说，“大致千亩之家，千树梨枣，牛数具（每具牛二、三头——笔者注），骡马百蹄”②。百蹄，即二十五头。
在经营地主土地上劳动的农业长工，由于雇佣规模的扩大，开始出现劳动分工。经营地主常常根据雇工的耕作经验和生产能量，在雇工中选定一个或两个做为工头。在南方，“工头”常称为“作头”或“头作”，在北方，一些地方称为“掌作的”或“作伙计”。“作头”或“作伙计”负责领导其他长工耕作，全盘计划地主土地上的各种农活，指挥长、短工进行生产，是地主家中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地位十分重要。“作伙计”的工资高于其他雇工，生活待遇也往往比其他雇工优厚。
“作伙计”以下的其他雇工，也常常根据生产能力高低，按次分为“二作”、“三作”，或称“二伙计”、“三伙计”以及“小伙计”等等。
农忙季节，“头作”或“二作”常常根据田中耕作情况，到短工市上挑选和领取短工，确定短工的工价和短工的去留。经营规模较小的经营地主，① 雍正六年四月十六日，重囚招册。
② “刑科题本”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署四川总督黄廷桂题。
① 李殿图：《敬陈病农之弊端疏》，转见李文治等《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166 页。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55，《东昌府部》。
也常常亲自到市场上领取短工。
“头作”、“二作”的出现，表明在同一雇主指挥下，同时雇佣较多的雇工进行生产，不仅使劳动者与生产组织者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在雇工中也形成了一些差别，使多数雇工能够协作生产，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一般说来，丘陵或平原地区地主占有土地60 市亩以上者，需长工二、三人，80—120 市亩需长工五人，120—200 市亩者需长工六、七人，200—320 市亩者需长工七、八人，400 亩左右者则需长工十一、二人。长工之外，农忙期间都需雇佣大批短工。
山东章丘县东矾硫村经营地主太和堂李家，乾隆年间李可式分家时占有土地175 亩，至光绪十二年（1886）土地扩展至515 亩，其中472 亩雇工经营，光绪三十年前后，太和堂李家常年雇佣长工十三人，农忙时雇佣月工三至五名，短工二十至四十名。平均36 亩雇长工一人。
山东淄博市栗家庄经营地主树荆堂毕家，雍正年间开始发迹，乾隆年间毕丰涟当家时，占有土地一百多亩，嘉庆年间毕宁玠当家，扩至土地三百多亩，光绪年间成为拥有900 亩土地的经营地主。其中，外村300 亩，采用租佃方式经营，本村600 亩，采用雇工经营。光绪二十年前后，雇佣长工三十多人（内大伙计一名，二伙计二十多名，羊倌、牛倌、猪倌各一名，女做饭三名），夏秋农忙时间，经常雇短工五十余人，宜收宜种抢节令时雇短工常达一百二十多人。平均20 亩地雇长工一人。①《刑科题本》等文献中所见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66 户，其中雇工多人和雇工三至四人者49 户，占总户数的74。2％，雇工五至六人者10 户，占总户数的15。1％，雇工八人以上者7 户占总户数的10。6％。其中大部分是经营地主。
由于是刑档命案中所见材料，社会实际情况当然要比这多得多，所以它所反映的只是清前期农村结构的一个侧面。就这个材料看，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在全国各省都已广泛存在。但其中大多数中小业主，按雇工人数推算，大多数经营土地在60—100 市亩之间，少数占有土地200—400 亩。因此和占据优势的封建租佃地主相比，经营地主还是极少数。
经营经济作物是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