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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漕粮，以江浙为重，造成了江浙地区的贫困。俞樾曾这样描述：“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倚山傍湖，旱潦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而仰事俯育婚嫁丧葬，俱出其中。终岁勤动，不能免鞭扑之苦。”“耕田输纳之民艰难实甚。”②为了保证漕粮平安无误地运到京通，清朝廷想方设法堵塞漏洞，尽管如此，依然是弊端丛生。首先是清政府安排了庞大的督运漕粮的官僚队伍，来保证漕运的正常通行，结果适得其反，成为漕运的负担。
清代设置的督漕官吏有漕运总督（简称总漕）、巡漕御史、督抚（有漕粮省分的督抚）、粮储道（简称粮道）、监兑官等。这些都是专理漕务的官员。漕粮的征收，以县为单位，设立印官、胥吏、里正等主持事务。漕粮的运输中，设立押运官、卫所守备、领运千总、随帮武举、什长、本军、副军、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陆世仪《漕兑揭》。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徐旭龄《厘剔漕弊疏》。
② 俞樾：光绪《川沙厅志》卷四《汤斌疏略》。
水手、船政同知。治理河道的有河道总督（简称总河）、闸官、标夫、浅夫。漕粮的收储有仓场侍郎、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仓监督、稽查官等。这样庞大的官吏队伍，专门为漕运四百万石粮食的督催，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各卫本帮千总领运足矣，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足矣，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足矣，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真是“十羊九牧，为人择官，多方以耗剥之”。冗官必然误事。如：淮安盘粮，漕臣不去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不去亲验米色，而“听之花户”。“两处所费，数皆不资”。就这样，清廷官吏都视漕运为“利薮”，争逐不已。而各级漕司官吏则人浮于事，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贪污风行，清漕的管理陷入混乱状态。
其次，漕船的修造，也是清朝廷的沉重负担。如前所述，清代漕船常年在六千艘之上。原来规定，每年修造十分之一，谓之“岁造”。修船所用价银，按地方之远近，时间之久暂为差。费用来源，起初于民地征十分之七，于军地征十分之三，备给料价。如不足，则征军卫丁田以贴造漕船。十年限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新船，或者准许旧船在通州售卖。漕船大部分在清江关成造，“自仪征逆流抵淮，四百余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到次迟延”。实在是劳民伤财。负责修船的官吏，“或诈朽坏，或修造未竣诈称已完，或将朽坏船册报掩饰，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弄虚作假，从中取利。本来，漕船长年航行，不免有遭风沉溺之事，而运丁因贪图私利，多携土宜，揽载客货，夹带愈多，漕船难承重荷，损坏更快，故而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折造，非常频繁。另外，运河南北水势相差甚大，如果船身过大，掉挽困难，清政府曾规定酌量减小漕船尺寸，但江苏、广东两省漕船，因运丁贪图夹带，务求广大船身，结果，“载重则行迟，行迟则雍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数丈守候旬日者”①。“漕船建造修葺，其费有经常，有额外”，嘉庆十七年，以浙省承造漕船赔累日甚，清政府决定每船除例给二百零八两外，复给银五百九十余两。以此可见清王朝为了维持这么一支庞大的漕运船队，仅修船一项，就要“年糜国帑数十百万”①。
再次，漕船在航运沿途受到的各种苛索，是清漕难以克服的痼症。漕运“沿途有总押、分押，及漕委、督委、抚委、河委等官，陋规馈送，以及行河有量水之费，湖口有放水之费，淮上盘粮有兵胥比对之费，通州卸米有经纪验收之费，又过坝过闸，在在需索，奸徒放帐，被诱百端”。于是，“帮丁等无计补累，势必满揽客货，致误程期。甚且挟制州县，勒增兑费”。而① 《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① 《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地方官吏则“苛取病民，任意朘削”②。
漕船自南方而来，过淮是一大关。雍正时，粮船过淮的陋规，已经是“一帮费至三四百金者”，清廷虽然命令淮安的漕运官司，严饬属下，不许“向旗丁额外需索”，除了夹带私盐及违禁物品以外，“不得过于吹求，以致粮运迟滞”③，但并不见效。在清代漕运中，所谓“过淮之费”，有增无减，成为一大难关。
漕船渡黄河，又是一关。由于“汎地弁员不顾风色水势，混行催趱”，粮船渡黄之后，到白洋河及台庄八闸，由于逆流水急，必须添雇人夫，于是“弁兵串同人夫勒索”④。尤其是承担漕运主要任务的江浙粮船，路远迢迢，由镇江出口时，竖起桅篷，就受到催漕官员以查看为名的“借端需索”，加上过淮、过黄、抵津、抵通，关关受欺，层层盘剥，更是惨苦。
各省粮船北上，每遇过闸过坝，以及急溜浅阻的河段，必须用人力挽拽。沿河兵丁经常把持包雇，他们或者以老弱充数，或者横索雇值，“借端抑勒”，使运丁“深为苦累”。清廷曾规定粮船“雇募纤夫，听运弁自为酌办”①。而且对于由天津转卫的河段，由每一州县常设夫头十余名。从山东韩庄以南，由于闸多水溜，需夫较多，令山东巡抚分三段，每段设夫五百名，随时受雇，“事竣仍令归农”。至于江南、江西两省，漕船一入瓜仪，即需添备短纤，常设五百至八百名，每夫五十名，设夫头一名，“选派土著民人充当”，并且“给与执照”，即使“散夫亦给与腰牌，随时查验”，“遇有面生可疑者，即令撵逐”②。清廷的规定如此细密，可见沿河雇纤的漏洞之大。
漕船抵通州，终于完成运输任务，然而最后的种种勒索也在这里发生。
按照常例，抵通州粮船要向坐粮厅交纳两种茶果银两，一种叫“仓茶果”，“系供仓场各衙门书役饭食，并办公杂费”。一种叫“皇差茶果”，“每大米船交银十两，小米船交银七两，每年通帮共四五万两，向系坐粮厅陋规”。后来觉得“皇差”名目不佳，改称“厅茶果”③。同时，旗丁须雇募剥船，每百里给饭米一石，耗米一石。还有石坝经纪乘机勒索斛费，竟“每船至三十金”④。漕船进仓时，又要遇到仓场胥吏的惯用故伎，如淋尖、踢斛等等。更有一种所谓“拨运”。即粮船到通后，由仓场官员坐派，将粮米运至离京通各仓较远的圆明园、沙子营及新城、蓟、易等处。这也成为“奸胥射利”的手段。本应轮帮挨派，胥吏却唯视纳贿多少，任意先后，抽帮拨运。
② 《清宣宗实录》卷302。
③ 《清世宗实录》卷77。
④ 《清世宗实录》卷103。
① 《清高宗实录》卷578。
② 《清高宗实录》卷1022。
③ 《清高宗实录》卷135、393。
④ 《清世宗实录》卷108、45。
清代漕运，不外乎征收、运输、收仓三大环节。在这三个环节上产生的各种弊漏，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终清一世，所谓“剔除漕弊”的议论，喋喋不休，然而都无补大局，清代漕运继承明代旧制，也继承了明代漕运的全部弊病。
清代漕运的发展清代漕运是所谓“治国要务”，康熙帝曾将漕运与河务、三藩同列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顺治二年（1645），巡漕御史刘明英所奏关于漕运的额数宜清、运法宜定、修船宜急、运道宜豫等四条建议，立即被清朝统治者所采纳①。顺治、康熙两朝，着手在整顿漕政、加强漕运官司、疏通河道、严格官吏考成等方面，系统、全面地恢复漕运。这项工作显然对清皇朝的财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前期，出现了仓储充裕的局面。康熙十八年，“京城通州仓内，贮米甚多，各省运至漕粮，亦无亏欠，在仓内堆积，恐致红朽”。清政府下令，于苏州、镇江、江宁、淮安等处，各截留粮米三万至十五万石不等，以备动用②。这种现象，与顺治初“节年拖欠，多至数百万石”相比，显然进入相对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