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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偿付工本。这样，前之下节作为中节，新顶之人又称下节了。如同盛井转顶蔡、万、寇、喻四姓，已达四节，前后历经七十五年之久。
其三，“佃煎”。富荣盐场拥有日分或锅分的地主，有的不愿直接经营井灶，遂予出租。有人便租赁现成井灶的盐卤及全套生产设备，加工食盐出售。这种佃煎有租期限制，五年、六年不等。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不仅要追回租金，而且要获取额外利润，当然需要在经营管理方面有所改进。从契约内容中可以看到，起初规定“水火消涨，不得异说”，而后佃煎者提出种种要求，出佃者不断让步。“自佃之后，如年限内有卤水不敷，凿掘下脉，刁下大小竹木，耽延日期，主人照数补足，使费银钱，主人认还”。租期满后，多“外敷六个月”，甚至“外敷一年零两个月为准”。表现的非常被动。由于出租者仍要对盐井的正常生产负责，必须继续投资，因此，这并非是一般性质的租佃关系。同时，佃煎者擅长经营筹划，利润日增，而出租者又多不善此道，到时也不一定收回井灶，以致租期延长，佃煎者态度愈加咄咄逼人，有的更乘势将井灶变相占有。如乾隆年间，“秦人某佃煎从弟井业，获资巨万，据势阻佃”①。使用权的地位更加突出。佃煎者的成功，应是盐业资本取得胜利的一种表现。
其四，“杜卖”。这是兼并小资井灶的一种契约形式。盐场中，有的小井灶户因“盐质甚劣”、“利亦微薄”，很难撑持下去，多为大灶户所并吞。文献称“大灶多系独资”，“购得卤权多，设灶亦多”。他们乘机“买卖移并，随时为价”，“一灶归并数灶”②，以致“为场雄伯”③，成为特大井灶户。
杜卖者在文契中多写明“情因负债难偿”、“力难自办”，被迫将自己① 《李氏族谱·丹山叔祖传》。
② 《四川盐政史》卷3。
③ 民国《云阳县志》卷10。
仅有的生产资料，甚至连同自己的劳动力在内，一起出售给了大盐业资本。由于大量商业资本向盐业资本转化，不少商人逐渐成为新兴的盐业资本家。道光初，陕商高某以银三千两与“李四友堂”合办联珠井，获利丰厚。道光十八年陕商某与“王三畏堂”订约，规定每凿一井，陕商出银四百两，收益客得十八天，主得十二天，十八年为率。在彭水，“清乾隆间，陕商支千裔来郁开凿新井”①。在云阳，“胡德荣。。移家盐场。。购卤买田，日益完富”②。犍乐场吴景让堂，其先“改营商业。。家益日裕，先后置牛华溪、五通桥诸井灶”③。陕西商人凭藉雄厚资本，在井盐业生产领域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④。成为盐业资本家，也即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
四川井盐业在清代前期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它异常幼弱，除在富荣、犍乐等场存在有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外，其他地方小井小灶为代表的小生产方式仍很普遍。如盐源场“井户多兼灶户。。皆极贫苦，利亦微薄”。忠县场“灶户灶房均系自业，形势甚陋，破房一间，灶一座或两座而已”。万县场“灶户皆贫苦之民。。作辍不常，夏日水淡，大半停业”⑤。就是富荣场的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面临的道路也是极其狭窄，前途很不乐观。除清皇朝的统治政策的压抑与销售市场的限制外，还有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盐场土地性质及地主地位。开凿盐井要涉及土地，并与地主发生关系。富荣场的土地开始在向盐业资本转化。地主因提供一井三基，便具有了分享盐业经营利润的资格，即取得了“地脉水分”。当井出微水、微火后，地主必须继续投资，才能够“分班”（分享盐卤）。契约称“倘开出腰脉水一二口，以帮掘井人用费；如出二口外地主愿分班同出工本以掘下脉”。“起推之后，遇有淘井并官前使费、注册承课一切等用，俱照二十四口均出”。因此，富荣场的地主，系以土地作为投资而获得收益的。地主投入的地产乃是井场固定的生产资料，盐业资本的组成部分。这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资本的代表，而不是地租的代表参加增殖剩余价值的活动。可以说，富荣盐场的地主也在朝土地经营者的方向演变。
可是，这种演变的阻力是巨大的。由于是租佃土地的关系，因而要收取“押金”，时称“押山银钱”。租期有定，一般为十二年。租佃之后，中途不得停锉，否则地主有权收回。井成功后，修建廊厂，往往也受制于地主。由于他们“恐耗费过多而于己之分利有障”，多加阻挠，故均简陋，不便扩大生产。盐井出入道路，如经过其他地主之区，仍得租佃，必然受额外勒索。① 《彭水、云阳地方性资料稿》，《彭水制盐公司概况》第廿号。
② 民国《云阳县志》卷27。
③ 《先府君金三公行伏》，碑存乐山县牛华溪吴家祠。
④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
⑤ 《四川盐政史》卷3。
至于架设枧管更是“縻费不赀”，“非有势力之绅商不能轻易经营设枧，否则必受地主之掯制也”①。后虽有退还押金之例，但总的说来，地主为控制盐卤财富，相与勾结，组成排他性的地方封建势力集团，阻碍外人投资，自由经营的道路愈来愈走不通了。
第二，盐业资本的出路。“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盐业资本每年增殖巨额利润，但多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流向了其他地方。首先是回到土地之上。盐场商人的信条是“耕凿并治”①。据统计，“李四友堂”在极盛时期拥有良田千顷，乡庄数十，年收租五千余石。“王三畏堂”亦有良田万顷，遍及富顺、荣县、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一万七千余石。就是以盐场附属的篾索业而言，据近代调查，其经营扩大的过程，恰恰也是其老板由小中地主变为大地主的过程。不仅如此，盐业资本与高利贷、商业资本之间混通，前者丰盈则流入后者，前者亏损亦仰给于后者，它并不居于独立的地位。其次是投向封建官场，盐商均“捐官”成风。“李四友堂”的兄弟子侄人人捐官，同知数千两，道台数万两。甚至其雇佣的仁怀盐号“协兴隆”掌柜，也将号银十万两在贵州捐了道台。这不仅耗费大量资金，而且迫使盐业资本向畸形的道路发展。
再次是寄生的封建家族经济的消耗。富荣大场商多系各大家族，封建宗法家法体制与盐业资本间的矛盾尖锐。如在经营上、用人上往往发生冲突。特别是盐业资本积累与家族的生活消费相混淆，前者屡受后者冲击。场商幕幕家庭闹剧的发生，多是两者矛盾的反映。盐业资本在封建家族的影响下，其积累和扩大都是困难的。
到后来，盐业资本与土地、高利贷、商业之间的渗透日益强烈，盐场主的地主、高利贷、商人，尤其是封建地方绅士的色彩愈来愈浓厚。于是其经营业务的地方性、排他性愈来愈大，而在其势力范畴之内，彼此之间又力求相对稳定，避免竞争，资本的兼并和集中过程也就更不明显了。
第三，关于盐工帮会性质问题。清中叶后，富荣盐场烧盐工和整灶工有“炎帝会”，挑卤工有“华祝会”，钻井工有“泗圣会”。发起之因是“常以一人而为一事则发之也难，以众人而为一事则易也”①，乃是维系、团给盐工的机构。会首由会众公举，并有规章、纪律，如不得偷窃、赌博、吸洋烟等，否则开除，永不得入会。会众间的纷争，亦请会首解决。这些组织曾发动过盐工早期罢工斗争。但是其局限性也是很大的。它的排外性强。烧盐工必须入会，未入会者不得烧盐。它的封建宗法的师徒关系色彩较浓，如不够资格入会者称“下手”，入会要多交一倍的“香钱”。工作量也有不同规定，如烧花盐，“上手”（正式会众）二人共烧十口，“下手”一人烧三、① 《四川盐政史》卷3。
① 《李氏族谱·果育府君传》。
① 《自流井火神庙碑记》。
四口，合称为一排。上手烧一天耍一天，一月工作十五天，称十五班。下手天天工作，称三十班。联系到灶头、山匠尚有招工等权，他们地位优越，其间还有某些剥削的关系。因此，盐工雇佣劳动所夹杂的封建因素也就不能不更多一些。这表明，离开了土地的劳动者，虽然基于土地而形成的封建人身隶属关系原则上不存在了，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