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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入，占领巴黎。巴黎陷落后，法国政府在一片慌乱之中逃往都尔，后又迁往波尔多。法国当局声称：抵抗是无谓的冒险。宣布巴黎是不设防的城市。1940年6月21日，萨特35周岁生日那天，他被德军俘虏，送往德国，关进战俘营。萨特被指派到病房工作。在战俘营里，他和一些神甫交上了朋友。因为在德军军营里，不少神甫实际上是反对战争的。他们向往自由，认为战争把人化为奴隶，这是违背上帝的意志的，上帝是尊重自由的。因此他们乐意和萨特交往，萨特也给他们讲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神甫还怂恿萨特和他的难友排演由萨特创作的圣诞剧《雷霆之子》，萨特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在战俘营里，萨特体验到了常人难于体验到的生活，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属于一群人，他人对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战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更多地体验到一种在别人目光逼视下的痛苦，一种群居中的孤独，体验到人与人之间一种不可摆脱的对立与冲突。后来，萨特的“他人即是地狱”命题的形成，显然与他的战俘营生活有关。
1941年5月，萨特伪造了证件，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军事人员，便得以释放。因为这个缘故，法国共产党一直怀疑萨特是德国人故意释放的间碟。
萨特获释后回到巴黎，担任巴斯德中学哲学教师。但萨特并没有停止反法西斯的斗争，他立即和朋友们组成了知识分子的抵抗组织：“社会主义和解放”组织。
1943年萨特酝酿多年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发表。这标志着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成熟。这本书在大战期间出版，有其特殊意义。书中“存在即荒谬”的命题正是对现实中罪恶势力泛滥的反思和否定。而“自由选择”的命题则是一种号召，激励人们行动起来，抵抗和消灭法西斯势力。它在抵抗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有人称它是“反附敌宣言”。
存在主义风靡一时
这场毁灭性的战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也给萨特思想巨大影响。战争使萨特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萨特自己认为：“战争确实把我的生命一分为二。战争开始时我只有34岁，而在结束时我已经40岁了。……这使我的生活在战前和战后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转折。”在战前，萨特对政治感到厌恶，他的朋友尼藏 （在二战中牺牲）加入法共，萨特不以为然，他甚至不愿参加大选。大战的洗炼，使得萨特不再满足于一种心理上的内在自由。而是强烈地渴望一种“介入”的自由，也就是一种积极参预社会事务的自由。他不但要用新的哲学来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要在现实中实践自己的哲学。因此战后萨特的哲学成了一种“介入”的哲学。
二战结束后，战争的硝烟虽然消散，但战争给人留下的阴影却难于消除，心灵的创伤难以平复。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残破景象，人们不禁产生一种消极悲观的感情。人们茫然不知所措，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他们开始对正义对公理表示怀疑，也失去了对社会对他人的信任。他们感到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不可理喻的，同时又强烈地渴望摆脱这种混沌的状态。二战结束后，接踵而至的又是冷战和核恐怖。战争的阴云刚驱散，冷战与核恐怖的魔影又笼罩了世界。现实的确让人感到荒谬、混乱，不可理喻。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则要求人们正视“存在”的荒谬性，正视自己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同时又呼唤人们积极行动，摆脱环境的影响，进行自由选择，自我设计，在自我的创造中获得自我的本质和价值。萨特给了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一线希望，他给了人们摆脱失望和苦闷的精神力量。因此，萨特的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普遍的哄鸣，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战后的法国风靡一时，并迅速蔓延西方世界。
1945年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部第二部相继出版。同年 10月萨特在布鲁塞尔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接着萨特和他的朋友们创办《现代》杂志，这是存在主义的主要论坛。从此，“存在主义”不胫而走，风靡法国。
早在1943年，就有人把萨特的思想称作“存在主义”。最初萨特拒绝这个称号，他在一次会议上称：“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而存在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人们并没有理会萨特的拒绝，仍然称他是存在主义者。后来萨特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存在主义”这一桂冠了。
存在主义在法国风行了十几年，也成为战后西欧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而萨特则成了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的名字成了存在主义的代名词。“介入”社会
从五十年代开始，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强调行动，表现为“行动的存在上义”，他不仅鼓吹“行动哲学”，而且付诸实践。他还力图将马克思义纳入他的存在主义体系。萨特一方面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超越，另一方面，他又指斥马克思主义忽视对人的研究，是“僵化”的哲学，他要用存在主义来充实马克思主义。
萨特开始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他频繁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多次前往苏联，古巴，南斯拉夫、越南等国访问，他会见赫鲁晓夫，卡斯特罗，铁托等国家元首。他参加各种集会，游行，接待广播电视记者，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说和各种声明，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的独立斗争。现在萨特不只是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还是一个热情的社会活动家。在思想上，萨特日益与左派靠拢，声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虽然他从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又与法共产生分歧，与之长期论争。萨特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
1955年9月，萨特与波伏瓦一同访问中国。他们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月，受到了陈毅的接见，并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游行仪式。萨特和波伏瓦都表示毫无保留地称赞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回到巴黎后，萨特又专门为《人民日报》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他说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为建立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
不过那时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存在主义是什么东西。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对萨特仍然是谈虎色变。因为他是主张“自由选择”的。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为“自由选择”是荒唐不稽的，一定要引起天下大乱。因而对萨特多持否定态度。
195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可谓多事之秋。萨特的政治立场也有明显的变化。这一年国际上有三件事影响到萨特的政治立场。一是法国国内选举，左派获胜，但仍然在阿尔及利亚执行殖民政策：二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密秘报告，而法共却对此保持沉默；三是苏军进驻匈牙利布达佩斯。萨特从此与法共公开决裂，也明确了他的反对苏联制度的立场。萨特自认为是从左的狂热中走了出来。
1960年萨特发表了一篇长达七百页的著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这部著作是萨特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结果。萨特希望把存在主义理论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以便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六十年代以后，萨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会政治活动方面。他注视着国际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
反对法国殖民战争
萨特一向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多次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镇压。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法国政府当即派兵镇压，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年，而且成了法国各界关心的焦点。备派势力都围绕着这一问题，或是支持或是反对，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场战争在知识分子中也引起不同的强烈反应。有的公开支持法国的殖民战争，比如，加缪，这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左翼文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演讲时，就表示：“我热爱正义，但在正义面前，我要为我的母亲而战。”这表明，他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与加缪相反，萨特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他曾多次发表演讲，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法国的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