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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一声不吭地离家入伍，被派到苏联作战。在部队里他从不与家里人通信，他想在战场上用自己的血来抵偿父亲出卖土地所造成的过失。他勇敢作战，以求一死。但是死神偏不喜欢他，他求死不得，反而得了十二枚奖章。
纳粹德国战败后，弗朗茨从苏联只身逃回德国，一路上满目疮痍，断壁残垣，这又一次给他很大的刺激。到家之后，他从不出门，也很少说，整天借酒浇愁。一年之后，家里出了件乱子。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住宿在他家的一个美国军官企图强奸弗朗茨的妹妹莱妮，弗朗茨跑过来援助莱妮，与美国人博斗，莱妮用酒瓶砸破了美国人的脑袋。这下闯了祸。弗朗茨把一切责任都承担下来。美国人要追究这件事。老造船主又出面与美国人霍浦金斯将军交涉，最后将军决定给造船主一点面子，同意以弗朗茨离开德国为条件来结束这场官司。实际上弗朗茨并没有离开德国，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关便是十三年。
现在老头子快要死了，他非常想见见大儿子。约翰娜也想见识见识这位神秘的长兄。
原来，弗朗茨的头脑中，还一直铭刻着他刚从苏联逃回德国时所见的凋敝景象，他认为德国吃了政伏，战胜者想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整个德国民族。他们正在使整个德国灭种绝代。他想象中的德国是；城市被夷，满街荒草，工厂被洗劫，机器砸碎了，失业率直线上升，肺病流行，出生率下降，在杜塞尔多夫。有七百孤儿正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他因为不忍目睹这种惨状才把自己关在这房间里。十三年过去了，他认为德国变得越来越糟，再过二十年或五十年，最后一个德国人也会死绝。他以被告的证人和辩护者自居，他要保留自己的这张嘴，通过录音让后世的人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了解历史的真象。十三年来，他一直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法庭上为自己、为德国辩护。
约翰娜终于敲开了弗朗次的房门，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希望他走出家门，重新开始生活，并告诉他父亲快要死了。弗朗茨告诉约翰娜：他是一个被指控犯了谋杀罪的人，正是他的死亡登记才使摆脱了官方的追捕。现在约翰娜要他复活，无异建议他自杀。他再次向约翰娜回忆起那可怕的战时遭遇：他和其他五百名德国士兵在斯摩棱斯克被苏军围困，除他之外，无人生还。他还承认他曾虐杀过苏联俘虏。
弗朗茨看了莱妮给他的报纸之后，他终于发现：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他爸爸的造船厂也更加兴旺发达。幻境已不复存在。他决定与父亲见面。
父子在隔绝了十三年之后重新见面。父亲告诉儿子，他曾经希望弗朗茨在他身后继承他的事业，给了他一切特权，可惜这些都没有用处，儿子注定是无所作为的，是要犯罪的。于是老头子顺便告诉儿子，斯摩棱斯克五百士兵中还有两个被苏军释放而生还，他们1956年曾找过盖拉赫，说弗朗茨是刽子手，想问老头子要一笔钱来作为他们保持沉默的代价，盖拉赫这才决定找人去阿根廷弄一份弗朗茨的死亡证明书。并且把二儿子从汉堡叫回来准备接自己的班。这一切都应由他做父亲的来承担责任，盖拉赫承认自己是唯一的罪人，他向儿子表示道歉。弗朗次听后，马上表示，这正是他迟迟没有自尽而等待着从父亲口中听到的。他同意一切责任都在父亲，但是斯摩棱斯克的屠杀除外，他应独立承担责任。现在他可以和父亲一同去死了。于是弗朗茨和他的老子一同乘车出走；用车祸来掩盖两人的同归于尽。
剧本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弗朗茨对法西斯战争负有罪责，但他不敢正视这种罪责，力图逃避它，摆脱它，他为自己辩护，为德国辩护，但他始终不能摆脱心灵的困境，因而遭到精神上的折磨。萨特主张正视存在，勇敢选择，因为存在是不可逃避的。
在剧本中，萨特还通过弗朗茨的口说出了存在主义原则：残酷的敌人总是在暗中等待着人，这个残酷的敌人就是“没有毛皮的恶兽，即人”。他人就是地狱，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人注定永远孤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集体，甚至连两个人都没有。永远只有一个。“一人，还是一个，永远是一个：多大的误会。”弗朗茨这样说。
剧本一方面揭露了法西斯及其帮凶的凶残，另一方面通过重温战争的历史教训，启发人们抵抗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正象萨特所解释的那样，“在一个正在向暴力社会演变的历史阶段，谁都逃脱不了折磨别人的危险……没有一个观众会按表面现象理解我所展示的德国。没有一个观众会认为我真的想讲一个前德国兵在1959年的情况。在这个德国的背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阿尔及利亚。”
《圣徒谢奈》与《家庭白痴》
萨特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和戏剧里，也体现在他的传记作品里。萨特的文学传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通过对人物的分析研究来阐发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他的文学传记既是文学著作又是哲学著作。《圣徒谢奈》与《家庭白痴》就是这佯的两部传记作品。
《圣徒谢奈》
这是萨特在1952年发表的一部文学传记。早在1944年，萨特的朋友从狱中带来一部小说 《我们的花卉女士》。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让·谢奈的囚犯。谢奈因为偷窃和同性恋而正在狱中服刑。谢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他一来到人世就被母亲遗弃，送进了慈善机构。十岁的时候，他因偷了他的抚养人的东西而被赶出家门。从此他开始了流浪生活，学干各种坏事，他扒窃，赌博，扰乱社会治安。但他有很高的文学天赋，自学成才，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歌和小说。谢奈多次进监狱，但并不沮丧，在狱中坚持阅读和写作。
萨特被这个囚犯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他相信，谢奈是一个可堪造就的天才。
1944年5月谢奈刑满出狱。萨特与加缪、波伏瓦等人在一家咖啡馆里会见了谢奈。他们之间的交往从此开始。谢奈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波伏瓦曾经在她的文章中写道，“他没有任何理由去尊重这个抛弃了他的社会，但是他的眼睛仍就在笑。和他在一起谈话是轻松的。他是好听众，并且很快对问话作出回答。你一点都不会猜想到他是一个自学成长的人，他有那种天生获得一种文化背景的人所共有的那种坦率态度。看到他，你的指斥和偏见便会荡然无存。”
萨特十分同情谢奈的遭遇，1948年，萨特曾给法国总统写信，请求给谢奈减刑。萨特发现，谢奈的身上体现了不少存在主义思想。他陆续写了一些有关谢奈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还为谢奈的《窃贼日记》写了引言。1952年，萨特发表了他的一部近600页的长篇巨著《圣徒谢奈——逢场作戏的角色与殉道者》。
在这部传记中，萨特试图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一个作家的个人历史、遭遇、品格及其艺术成果，同他的作品的内容、影响，联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加以考察。据萨特自己讲，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说明心理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在解释问题时各自的局限性。证明只有自由才能从总体上阐明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说明这种自由在与命运搏斗时，起初被一些灾难所压垮，而后又转过来，逐渐地消除他们；说明才能不是天赋的。而是处于绝望境地的人们所创造的。”
萨特认为，谢奈相当完整地实践了他的关于“存在主义个人”的理论；人应该自由地选择他的存在，并承担起这种选择的后果。萨特说。谢奈在偷窃自己的抚养人财物被抓住时。就决定要去做一个贼。在他人眼里，谢奈是一个罪恶的家伙。而谢奈也正是决心要去做那样的人。第一次决定性的选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