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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候，捷西卡才真正相信了雨果的“秘密使命”，她为贺德雷将被杀死而感到惶惑，竭力劝说雨果与他和解。雨果则坚信自己和路易是正确的，而贺德雷的作法简直像一个叛徒。这时贺德雷来找他们聊天，捷西卡不失时机地把雨果的反对意见告诉了贺德雷。他们开始了一场冗长的辩论。贺德雷认为，目前无产阶级党无力单独进行一场暴力革命，只有走联合这一道路才是现实的。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一切有效的手段都可利用，那怕是说谎、妥协，或是玩弄权术。他毫不隐讳地承认，他有一双伸进了血污中的肮脏的手。这一切都是雨果所不能容忍的。他声称，与他观点一致的人大有人在。可是贺德雷却无情地预言，终有一天雨果将会发现，别人所以反对这样做，只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把它当作原则问题来加以反对的恐怕只有他雨果一个人。雨果终究没有被说服。
第二天早晨，捷西卡赶在雨果之前来贺德雷的办公室，把雨果的决定向他和盘托出，并请求他不要伤害她的丈夫。当神情委靡的雨果走进办公室时，贺德雷虽然多了几分戒心，却料定他不会向自己开枪，他想把自己这一想法直接告诉雨果。当贺德雷转身去倒咖啡时，他的手指已经扣住了扳机，但终于没有开枪。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他请求贺德雷允许他出去散散步，认真思考一下。
一直躲在窗帘后面的捷西卡，在雨果出去之后便出来纠缠贺德雷，她表示自己真的已经爱上了他。贺德雷起初竭力回避她那明显的挑逗，随后还是吻了她一下。这时雨果推门而入，正巧目击了这一幕。他怒可不遏，向贺德雷连开三枪，贺德雷倒地而死。
雨果讲完了他的故事。
雨果反复思索着他杀死贺德雷的动机，他始终认为那纯粹是一个偶然。假如他没有看到那一幕，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当时他回到办公室是打算与贺德雷和解。他爱贺德雷，甚于爱这世界上的任何人。奥尔加对他这样的解释十分满意，她劝雨果重新入党。雨果对她表示信任。
离跑易规定的时间还差五分钟，奥尔加决定把一切事情都告诉雨果：在他入狱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去年冬天，党与苏联恢复了联系，苏联为了避免与盟国发生磨擦，不希望依利黎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指示党与其他各派势力联合。现在事实证明当初贺德雷的主张是正确的。党应该给贺德雷恢复名誉。至于雨果的谋杀行动，路易等人向党内作了解释，把这一案件说成是纯粹的情杀。雨果听到这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他终于明白，贺德雷、路易和奥尔加都是同一类人，都是冷酷无情的家伙，而只有他自己死抱住纯洁的理想，至今仍然认为贺德雷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为自己感到羞愧，羞愧自己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而不是出于政治热情而杀死了贺德雷。他不能再和这些人在一起工作了。
门外响起了汽车声，路易他们来抓雨果来了。奥尔加竭力要挽救雨果，让从窗子逃走，但他拒绝了。激愤的雨果大步向门口走去，大声喊叫着踢开了房门。
《肮脏的手》这个剧本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表现了萨特对“戴红手套干活”的政客的揭露和对天真地追求“理想”而被政客们所利用的青年的同情。
作为党的领导人，贺德雷可说是一个实干家，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只要对党有利，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利用。他承认：“我的手是脏的，一直脏到胳臂，我把我的手插到粪堆里、血泊里。”不过萨特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可避免的，是合理的。同时萨特也不否认路易的暗杀阴谋。作为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当他在路线上与贺德雷产生矛盾时，指派雨果去行刺也是情理中之事。而贺德雷也能始终坦然地对待这一切。
这体现了萨特对政治的看法，在萨特看来，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取消谎言是不可能的，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又不“玷污”双手是不可能的。
萨特对雨果是同情的，雨果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青年。他不了解党内斗争的实质。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感到空虚和孤独，为了寻求个人解脱，他加入无产阶级党，他期望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上一世纪末，俄罗斯有一些人，口袋里装着炸弹，站在大公路过的地方。炸弹爆炸，大公炸死，投弹的人也同归于尽。我也能这样干。”同时他又渴望保持个人的纯洁性，他认为革命的手段也应该是最纯洁、最符合道德理想的。他遵循“自由”原则，他说：“我尊重命令，但我也尊重我自己，……我加入党，是为了有朝一日所有的人都有尊重自己的权利。”在萨特看来，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无产阶级者嘲笑雨果说：“我的小伙伴，我们加入党是因为挨饿挨够了。”而雨果没有挨过饿，他加入党只是出于某种荣誉感或某种抽象的正义感。
针对雨果关于纯洁性的幻想，贺德雷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多么看重自己的纯洁性啊！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这对谁有什么用处呢？纯洁，这是印度出家人和僧侣们的理想。”在贺德雷看来，雨果不过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关于热爱人类的说法，不过是些空洞的没有意义的华丽词藻。贺德雷说：“你不爱人，雨果，你只爱原则，……而我爱他们，就爱他们现在这个样子，连他们的卑鄙龌龊和一切恶习在内。……你的纯洁等于零。你所梦想的革命决不是我们的革命，你并不想改变世界，你只想炸毁世界。”这实际上是对雨果宣称：玩政治，就必须要有一双肮脏的好手。雨果所追求的显然不是这种政治。因此，在戏的结尾，雨果坚持不肯撒谎，拒绝了党的“挽救”，大胆地选择了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萨特对待雨果与贺德雷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同情雨果，因为雨果是他的哲学和道德理想的化身。同时他又不能不敬重贺德雷，他承认，“肮脏的手”就是参与现实生活的手，就是实实在在工作的手。“肮脏的手比戴手套的手干活要好得多”。
《肮脏的手》虽是一个政治剧，但它仍然表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贺德雷的死是出于一场误会。雨果已经准备与贺德雷和解，当他走进办公室的一瞬，却碰巧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偎依在贺德雷的怀里。情欲占胜了理智，他朝贺德雷开了枪。雨果说：“完全是出于偶然，……这实际上是一出没有杀人凶手的谋杀案。”这里正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人的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人的死也是偶然的。
这就是人生的荒诞性。
在构思《肮脏的手》时，萨特认为有两件事促使他写了这个剧本。一是他发现，在他的学生中，一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也加入了共产党；二是，萨特和西蒙娜·波伏瓦在纽约时，曾和托洛茨基的旧秘书会见。这位秘书是斯大林派来的，他告诉萨特和西蒙娜，他接到暗杀托洛茨基的任务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托洛茨基同住在一所受到严密监视的房子里。萨特曾表示过，剧本对于那些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表示了同情，同时也暗示了对斯大林统治的怀疑。不过萨特还是力图避免过分显露他在剧本中的政治倾向。他对《战斗报》记者说过：贺德雷与雨果分别代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主义，但萨特本人却并不表示赞成那一派。不过后来萨特又表示：就我个人看来，政治需要人们弄脏自己的手，必须如此。
《肮脏的手》的上演受到群众的欢迎，但在政界却引起激烈批评。法国共产党方面反响尤为强烈，他们指斥说，“为了三十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出卖了”。《人道报》批评说：“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这就是萨特先生经历中的几个阶段。”苏联方面也表示了抗议，认为《肮脏的手》有“反苏宣传”倾向。
不过在美国，确实有人想利用《肮脏的手》进行反苏宣传。1948年 11月，美国报纸刊登了《肮脏的手》的英译本，题目为《红手套》。但萨特说，英译本的大部分文字被纂改。萨特曾为此提出抗议。
由于《肮脏的手》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社会影响又很大，萨特对剧本的上演始终持谨慎态度。特别是五十年代，他向共产党靠拢时，每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