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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俄）尼古拉耶夫：《二十世纪俄罗斯作家辞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２６页。
〔３〕（俄）孔达科夫：《我们苏联的“一切”：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一个统一文本》，俄罗斯《文学问题》２００１年第７、８月合刊。
〔４〕董健：《保尔热下的冷思考》，《俄罗斯文艺》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萧乾与《大公报》
？ 文洁若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第三十三页提到萧乾：“１９５６年６月，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央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报’、‘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作为民主党派的报纸，交民盟去办。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三个被邀的客人中，听罢此言，反应最强烈的是储安平。这也就注定了他在十年后的“文革”浩劫中，遭遇最惨。该书第三十四页还描述了章伯钧送客人的情景：萧乾和徐铸成走在前面，储安平和东道主边跟在后面走边热切地继续谈话。
萧乾从来也不是个美食家。作为老北京，他爱吃的炸酱面、炸灌肠、葱花烙饼，都是大众化的食品。然而到了章部长家，总不能一言不发吧，看来他相当谨慎，不愿“上贼船”，席间是借着“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来回避正题。
萧乾之所以变得这么谨慎，是因为１９４７年５月５日他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这篇社评，得罪过郭沫若。最近读了朱华阳写的《现代文坛的“祝寿风潮”》一文，这样两段话，又引起了我的注意：“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６日，文坛宿将郭沫若五十诞辰的系列祝寿活动在重庆、桂林、香港、延安等地热烈展开。当天重庆举行了两千余人的庆祝大会，与会的有周恩来、张道藩、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潘公展等国共两党人士，文化界同人及当地群众。……这种规模空前的文人祝寿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时代情景下它蕴涵着特殊的意义。”〔１〕
萧乾是１９３８年夏从昆明到香港的。在那里他陷入一场婚外恋，不能自拔，索性一走了之，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抵伦敦。七年后，即１９４６年６月才回上海。人们管郭沫若叫郭老，管茅盾叫茅公，是章靳以绘声绘色地告诉他的。他不谙国情，遭到郭沫若的笔伐后，心中对靳以就埋藏了一个“结”。１９８９年靳以逝世三十周年之际，有人打电话约稿，请萧乾写篇纪念文章，他反复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地位悬殊，没有交往，写不出什么来。”就交了白卷。
１９５９年章靳以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１１月７日病逝。刘白羽当即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悼念文章，写１９４７年他因事到复旦大学，靳以热情地招待他吃饭，尽地主之谊。萧乾呢，左手挎着“洋太太”的胳膊，右手牵洋狗，西服革履，满嘴洋文，在校园的草地上散步（这里是凭着四十五年前读此文的记忆而写）。
二十一世纪的海归派如此行事，倒也罢了。萧乾却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下半叶席卷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中这么做，有点离谱，也难怪会引起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刘白羽的反感了。我当年看罢刘白羽此文，心想：萧乾咎有应得，年近半百，正在渤海湾的格各庄农场泥一脚水一脚地劳动（１９５９年国庆节，我刚到农场去探望过他），何必痛打落水狗。进入新世纪再回顾那一段岁月，靳以和萧乾的表现，反差太大了。他们二人，非但在复旦是同事（靳以是国文系主任，萧乾是英文系教授，并在新闻系兼课），又都在《大公报》兼职（靳以编《大公报》副刊《文艺》，萧乾为该报社评委员）。我估计靳以当时就与地下党有联系，靠拢党，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萧乾则一波三折，１９４８年初那位“洋太太”跟他离婚回英国去了。而且这桩离婚案还牵涉到一个“第三者”。就此，有人就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说萧乾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弄得他曾急于离开上海。刚好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定名《新路》。萧乾一度同意为《新路》编国际问题及文艺专栏。但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他根本没去上任，然从此却背上了《新路》的黑锅。到１９７９年２月１日的《关于萧乾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这口黑锅才终于从萧乾背上永远卸下来。
萧乾告诉我，旅英期间，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里，他经常看见不同政见者站在肥皂箱上发表演说，因而受到了影响。但国情确实有所不同。他在社评里写道：“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仍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２〕萧乾之所以对祝寿有反感，是田汉引起来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周刊为另一位更大的戏剧权威出了个‘祝寿专号’。”〔３〕这里的“戏剧权威”指的就是田汉。然而，萧乾执笔的《大公报》社评把“大张寿筵”与“称公称老”扯在一起，郭沫若自然就会认为指的是１９４１年为他本人祝寿一事。
王芝琛在近著《百年沧桑》的“郭沫若与《大公报》忿怨几则”这一章中指出，郭沫若和《大公报》第一、二任总编辑张季鸾、王芸生的矛盾由来已久，萧乾这篇社评刚好捅了马蜂窝。
王芝琛写道：“在这里（指《斥反动文艺》），郭指名道姓只有一个萧乾，其实非也，郭矛头所向仍然是《大公报》第一、二任总编辑，仅是采用打‘车、马’，指‘将、帅’而已，莫怪萧乾大呼‘冤枉’。因为要说‘反动’的话，主要指《大公报》的社评。而《大公报》的社评，主要出自张、王之手，尤其是重要社评。萧乾自进入《大公报》以来，编过多年文艺副刊，并未触犯过谁。后又成为《大公报》驻英记者，回国后仅写了点国际社评，郭沫若不应把‘反动之大全’加在萧乾身上。……笔者以为这仅是‘导火索’而已，并非问题的实质。但萧乾确实因郭这一番‘夸张的笔伐’深受其害。”〔４〕
关于章伯钧，萧乾在《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中写了这么一段：
构成我右派罪行的还不止这一端。也是这难忘的１９５７年，章伯钧代表民盟三次要调我去为那个民主党派编一个叫《争鸣》的刊物，我都拒绝了。最后一次他请我吃饭，席间又一次敦促，我依然谢绝了。并且每次一回机关，就向当时领导我的、后来以歌颂徐水大跃进闻名于世的一位党员作家如实地汇报了。然而用来揪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萧乾是章罗联盟安插在本机关的代理人》。我踌躇再三，觉得有澄清的必要，就写了张小字报，把四次向那位党员作家汇报谢绝的经过，扼要地披露了。倘若他隔上几个小时才贴出“辟谣”的回击，否认我曾向他汇报过也罢，那至少能说明他还良心未泯，有过那么一段短暂时间的内心斗争。然而不然。紧跟着他那张“辟谣”的中字报就贴出来了，从而确定了我这一罪行。那时，我才认识到在阶级斗争中，绝对只讲利害，允许睁大眼睛说瞎话。〔５〕
文中的“党员作家”指的是康濯。他当时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创作委员会主任。萧乾是１９５５年成为专业创作人员的。他给上边打了报告：去开滦煤矿体验生活三年，计划写一部以二十年代工人运动为题材的长篇，所以从此把康濯视为领导。章伯钧要调他去编《争鸣》等事，他也是向康濯、而不是向他当时的顶头上司《文艺报》主编张光年汇报的，因为萧乾并没把《文艺报》看做久留之地。
其实，即使康濯大包大揽，说了真话，承认萧乾确实向他汇报过，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挽救不了萧乾的命运。因为当时每个单位划多少“右”派分子，都有指标。不论是民盟，还是《大公报》，都会把萧乾当做活靶子推出来。１９９５年我结识了一个被逼着大鸣大放而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他属于科技部门，那里无人大鸣大放，完不成指标，领导发现他有个舅舅是天主教主教，就逼迫他写大鸣大放的大字报。他不肯写，领导说：“不写的话，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