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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自由发挥的说法还不少，这与俄国人自己的说法差得太远了。别尔嘉耶夫说：“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他对民粹主义的另一个说法是：“民粹主义”等于“良心的劳动”，等于“罪孽感和忏悔意识”〔４〕。列宁说，民粹主义是“社会思想的巨大时期”（可没说“自认为人民的精粹”）。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列宁在世时召开）曾这样评价民粹派：“……‘到民间去’吸引了他们，为了人民他们曾经受苦，坐牢，被流放。他们用革命的思想鼓舞了人民，对人民的需要和利益都各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一直赞扬群众的高贵精神品质。简单说来，一部分知识分子把人民看作自己的神灵……”〔５〕
究竟“民粹”二字应作何解？在俄语中“民粹”一词的词根是“人民”，整个词含有“归宿于人民”之意。如果进一步扩展，它还有“向人民靠拢”、“惟民是从”的含义。对民粹派不公正的评价始源于《联共（布）党史》，但即使是《联共（布）党史》，也没有“人民的精粹”之类的解释，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理解。《联共（布）党史》一书的解释是这样的：“民粹”——来源于“到民间去”。原话是这样的：“……革命的知识青年穿起农民衣服，跑到农村去工作，即当时所谓‘到民间去’。由此就有‘民粹派’这一名称。……”〔６〕
中国学者并不都持“人民的精粹”之类解释。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一书指出：“……民粹派一词是指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得名于他们七十年代中期‘到民间去’，把这些到农民中去的知识分子称作民粹派。”〔７〕
还可以找一些其他国家的书参考。例如，日本传记作家衫森久英写的《神秘的驻外武官》提到俄罗斯革命运动有一段话：“……知识阶级到广大的人民中去，和他们共同生活，进行启蒙工作，号召必须打倒专制政治的运动。从事这种运动的人们，称之为‘民粹派’。这是从‘到人民中去’的俄语转化来的。”〔８〕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娅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这首著名的《灵魂颂》原传是渣滓洞难友献给江姐的颂诗，后确认是献给另一位女志士的。诗中用具有高尚灵魂的苏菲娅来比喻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取其精神，应该说并无大错。而且在许多献给革命烈士的诗中，《灵魂颂》算是非常感人的一首。
有这样的史实，即，“文革”前周总理观看文艺演出时，“听到歌颂江姐的一个曲艺节目中演唱这首诗，曾提出不宜用苏菲娅形容共产党人”。叙述此事的《南方周末》在此处加了注释：苏菲娅是“俄国虚无主义者”〔９〕。
民粹派（包括之后的民意党、社会革命党）是从一个多世纪前开始被戴上“虚无主义”帽子的。前清末年的进步人士极其崇拜民粹派，可是崇拜之余，“虚无党”照称不误。流传到今天，民粹主义仍时时与虚无主义挂钩。
虚无主义否定人类社会的大部分价值：艺术、文明、伦理、道德、亲情、友谊、爱……民粹派是不是这样的人呢？让我们先看一小段苏菲娅牺牲前写给她母亲的绝笔信：
我的亲爱的，无上宝贵的妈妈！我总想着你会怎样，这个念头一直在压着我，折磨着我……我对自己的命运一点也不悲伤，因为我早已知道，早已等待着这个迟早必不可免的悲局了……我一向遵循着我的信念生活了过来，我无力违反我的信念……我无上宝贵的妈妈，惟一使我无法解脱的便是你的痛苦，我不知道怎样来减轻你的悲痛……〔１０〕
薇拉·妃格念尔（民粹派女革命家，被沙皇政权囚禁了二十二年）曾这样描述与自己同牢狱的同志柳德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了解她的个性，谁都会不觉地自问道，她的仁慈与柔爱怎么会和革命的暴力与流血调和？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劳工阶级遭受的残酷的掠夺使她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公开活动之不可能与专制对个人之野蛮的压迫，又把她造成了一个恐怖主义者。”〔１１〕就是这位“恐怖主义者”，在平常生活中却连一个小昆虫也舍不得杀害。当她坐着吃东西时，麻雀常常一群一群飞来，站在她的膝上啄食她的囚衣上面的面包屑。她与妃格念尔合栽的覆盆子树长了害虫，任妃格念尔如何劝说她也不肯除害虫，只好看着覆盆子树死去。早期民粹派对劳动人民怀着深厚的爱，对人民总有一种负罪感（民粹派许多是富裕家庭或贵族家庭出身），而他们中间有些人，更由爱“人”而及爱一切生命。例如，托尔斯泰在《复活》一书描写的一位民粹派革命者西蒙松，不仅舍己为人，而且吃素，不仅反对杀人，而且反对杀生。这并非托翁凭空捏造。妃格念尔曾说，在希吕塞尔堡这个活地狱里，是整个群体的同志之爱支撑着自己活了下来。柳德米拉在离开希吕塞尔堡时（她刑期短，只判十二年）是痛哭着离开的，她说她把自己一生中所认识的最好的人留在希吕塞尔堡而独自去了。
由于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１８９０年以后，沙皇政权的最主要敌人已不是老民粹派而是新起的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了，各地监狱的民粹派囚犯（这时他们已经被囚禁十几年了）待遇有了改善，他们首次被允许到监狱图书馆借书、报（经过审查），还允许利用额外劳动的微薄所得买书。好学的民粹派成立了许多自学小组，由学问高的囚犯负责辅导（民粹派中不少人学历很高）。许多人尽管判了终生监禁，仍然坚持学习。以希吕塞尔堡为例，学习小组有的侧重物理、化学、数学，有的侧重土壤学、植物学、矿物学，有的侧重统计学、经济学，有的侧重历史、文学，还有一些人在学习外语。有一段时间，整个希吕塞尔堡都迷上了作诗，大家通过敲墙壁的方法互相传递诗句。当科学界发现镭和氦时，狱中也轰动了，难友们利用放风时间争论“放射性物质究竟存不存在，以太存在不存在呢？”刚刚诞生的航空技术也是他们热烈谈论的话题，一次放风时宪兵听见此类谈话竟大吃一惊，紧急向上汇报，因为他们以为囚犯要飞出去了。
如此具有爱心、重感情、热爱生活的民粹派为什么会被世人冠以虚无主义的帽子？
早期民粹派大都出身优越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父辈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出入沙龙、舞会、剧院，谈论高雅的话题：艺术、诗歌、音乐、浪漫主义、美、爱情……而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却过着悲惨的生活，人身权利和道德尊严被剥夺得几近于无……民粹派参加革命，几乎都受过拉甫罗夫的《历史书简》（被称作“民粹派的圣经”）的影响。拉甫罗夫在这篇小册子中说，知识分子欠人民一笔债，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读书学习，能够从事科学、艺术研究，能培养哲学、文学素养及崇高情操，是因为大多数受苦的人凿石铺路、采矿挖煤、建房造屋、耕耘田地养育着他们。知识分子学到知识，应当尽力改善人民的境遇，进而为人民求解放，退而为人民谋福利，以报答其深厚的养育之恩。历史上，各种社会阶层参加革命各有不同的原因，有的为了求自身解放，有的为了解放人民，有的为了救亡。而民粹派参加革命却含有忏悔的成分，这是很特殊的。
当时（１８６２年）屠格涅夫写了一部著名小说《父与子》，主人公巴扎洛夫（子）“否定一切”，自称“虚无主义者”。他蔑视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厌恶一切高雅的话题，断言拉斐尔“不值一个钱”，普希金的诗还“不如一只靴子有用”，“一个好的化学家胜过二十个诗人”。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一个正直的人，最后在为农民动手术时受感染而死。应该说，这部小说是屠格涅夫悲观情绪的流露，却于不经意间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进步青年的心态相吻合。这些进步青年愧疚于做父辈那样的“高雅人士”，于是就宁愿做一个虚无主义者了。自《父与子》问世以来，许多进步青年纷纷以巴扎洛夫自命，“对封建的传统习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宗教偏见、审美判断、等级特权等观念一概予以摈弃”〔１２〕，这个潮流一度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