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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有人在蒋介石面前“进谗言”，说叶公超在谈话中有对蒋不敬的语气，蒋闻后大发雷霆，立即将其罢黜。当叶公超被召回台湾后，蒋并没有及时召见他，最后不准他再返回美国，等于是变相地将其软禁在台湾。蒋是一代枭雄，深知叶公超在外交界举足轻重，岂会轻易被人一语所左右，他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其本身对叶有很深的不满之处。张群在蒋身边多年，知蒋很深，他告诫叶公超“凡事要听话”，说到了点子上。以叶公超的书生脾气、才子性情，一辈子脾气大，在尔虞我诈、拍马溜须的中国官场，他能立足如此之久已属异数，他之出局自在情理之中。
叶公超从来不是蒋夹袋中人，不是蒋政权的里层，只是因缘际会，在大变动的时代，危难之时崛起于外交界，以其出色的外交才能为蒋卖命。一旦位居顶峰的蒋介石不想再重用叶公超，他的下场便只能如此。这在一个集权社会和封闭的王朝政治中是很平常的。
五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叶公超黯然离开外交界，之后欲教书而不得，欲出国也不得，如同笼中鸟，困在台湾岛上，远离家人，孤独、忧闷可想而知，虽寄情书画，“怒而写竹，喜而绘兰”，以传统文人的方式自我疗伤、自我慰藉，但不是没有牢骚，他知道“政府对用过的老人不预备再用了”。
一次，老友蔡孟坚来看叶公超，叶说：“你虽然被经国摘了纱帽，但社会舆论很同情你，好在与老先生有深远历史，否则，你如我一样，不准步出国门，让你出国乱跑。”蔡说：“你已有一政务委员（即阁员）高职，足以安慰。”叶公超说：“我此时有‘务’而无‘政’的空名义。”蔡不解此意，叶公超不无愤怒地解释：“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还补充说：“行政院会议时，只有我一人‘小便’，有人随同‘保护’。”
有人批评叶公超喜怒无常，说他“一天的脾气有四季，春夏秋冬，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哪一季，全凭运气，可能早上去看好好的，下午就被骂了出来。”曾和叶公超共过事的沈剑虹说，他有时见面非常亲热，有说有笑，有时视若无睹，一语不发，好像根本不认识似的。同叶公超相处久的会原谅他，比较生的人，一定说他眼睛长在头顶上，目中无人。沈以为“他这种情绪不稳定，可能同他家庭生活不正常多少有些关系”。
被困在孤岛上，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成为叶公超晚年最大的痛苦之一。“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他曾发出这样的浩叹。直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有人向蒋经国进言：“现在要修订侨教标准课本，要与美国侨教主持人及大学中文研究所会商检讨修订，可否派年事已老而学养丰富的叶公超出国作为代表，既可消除他多年的沉闷，又可让他与美国老友见见面，藉以证明我政府开明作风。”蒋经国当即表示：“只要担保他按时返国，似无不可。”叶公超因此才有机会再次踏上美国那块自己熟悉的土地。时在美国的蔡孟坚打电话要去拜访叶公超，他直言：“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请你不要费车程一二小时来看我，有话返台湾面谈。”
１９８１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他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有家归不得。”过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在场的人都为他这种孤独思女的情绪所感染，沉默了好一会儿。
弥留之际他还在不断念叨：“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啦！”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０日，他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全程，终年七十八岁。临终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正如当时有人说的，叶公超的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消失”。后世还会再有那个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学贯中西、气度泱泱的知识分子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辩护与批判
——法兰西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 施京吾
当罗伯斯庇尔敲响路易十六的丧钟时，他却没有料到，这样的丧钟也是为他自己而鸣，断头台冰冷而坚硬的刀片切下了路易十六的头颅，也切下了罗伯斯庇尔的头颅。那坚硬的刀片落下的时候，显得是那样的坚定有力、从容不迫。这些永远记载于史册的人物，就这样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维护本阶级乃至个人的利益，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然而，不论大革命的进程是如何惊心动魄，也不论断头台的故事多么地富有戏剧性，甚至也不论这段历史将如何地影响法国以至人类文明的进程，说到底毕竟是外化于层面的“事件”。我们并不怀疑历史中存在着大量的偶然性、突发性事件，比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就给我们介绍了多例这种“一刹那”间的历史性突变，这些事件对社会的发展、变迁的影响是绝对不能低估的。但是，法国大革命却同样绝对地不是这类事件的典范，“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１〕，而是“一项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２〕。即便没有断头台的故事，没有像夏尔－亨利·桑松这样的职业刽子手，革命也将必然地发生。
当一个社会发生了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剧烈变动时，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变动的理由。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在于她发动了一场如何伟大的革命，更在于她能否理性地、思辨地总结革命、批判革命，从而赋予革命永恒的价值。法兰西正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而且，我们在对欧洲文明的考察中发现，大凡接受过古希腊文明熏陶的民族似乎都有这样的品德：反思与批判。恰恰，这往往是东方民族所不具备的。比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各民族人民犯下罪行的德国和日本，在对战争罪行的认识上是截然不同的，日本至今也没有令受害国满意的深深谢罪。而同为东方国度的中国，对自身历史中的每一个痕迹是否都有过深刻的批判或者是恰如其分的认识？这样，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意志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专制主义的法兰西毁于路易十六的治下，然而，路易十六却并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成性的封建帝王，他在专制上远不及路易十四，腐朽上更不抵路易十五。人们在他的身上看到过改革的愿望，看到过民主的气息，看到过他励精图治的奋斗——这倒有点像中国明朝末代帝王朱由检，即吊死在煤山的崇祯皇帝。他们为了自己的王朝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然而，大厦之将倾，一个帝王的开明，并不能够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当制度的腐朽、根基的腐烂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不论是开明帝王还是铁腕帝王，谁也无法阻挡这样的狂风暴雨的来临，所以，当崇祯吊死于自家的后花园煤山之后的第一百五十年，路易十六也倒毙于自己“设计过”的断头台下。在崇祯之死到路易十六之殁的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正是欧洲启蒙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法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辉煌的时期，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或者是艺术，所出现的不是一个人的伟大，而是一个群体的伟大。而此时的中国，却进入了最腐朽、最黑暗的时代。然就是这段时期的中国却与法国的启蒙运动产生了联系——一些著名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清朝的皇权统治进行了不恰当的赞美，伏尔泰甚至还以《热情的中国人》为题画了一幅肖像，以示他对中国的热爱。不过，这位“热情的中国人”怎么看怎么都像鲁迅笔下的阿Ｑ。我们不知道法兰西的统治者们是否受到过这些思想家的诱惑，这些著名的思想家笔下所描述的清王朝的那一幅幅“盛世图景”，或许真的唤起了“路易们”的热烈向往。不过，这种“向往”如果是存在的话，其结果对“路易们”来说一定是可悲的：法兰西帝国垮了。专制主义的法兰西覆灭了，但她造就的却是现代民主社会，必然地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因此也必然地影响远在东方的中国——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尽管并不能说路易王朝必然地受到过中国皇权统治的影响，但我们却可以说，任何一个高度集权的王朝都必然地会垮台，只是时间问题罢了。那么，路易王朝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这位叫托克维尔的法国思想家用他的传世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做了回答。在这部书里，托克维尔所要说的是“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