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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馊宋铩汀侍馔盘濉耍忝堑囊饧俸茫不岜蝗衔恰鹩杏眯摹摹薄玻础陈碇X闻之觉得不无道理，说：“假如他们把‘马之骕结婚’看成是‘问题团体的活动’，于是派人去监视，并查看有哪些‘问题人物’参加‘马之骕的婚礼’，如用这种逻辑推理，就容易找到答案了。”尽管如此，就在《自由中国》的言论引起执政当局的诸多不快，“使得双方的关系破裂以后，雷震及《自由中国》在现实运作上虽然面对更多的困难，但是，面对政治压力与言论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奈，他们选择了更多实际政治的参与，以求改变现状。而他们与执政者在现实政治上的冲突，也造成正式对抗的局面”〔５〕。所谓“更多实际政治的参与”，是指雷震本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治如欲使其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必须有一个有力的反对党”〔６〕才行。因此到了１９６０年５月１６日，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十期上，雷震发表《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文，呼吁在台湾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尽快出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为下届选举做准备。同年５月１８日，在“在野党及无党无派人士本届选举检讨会”上，与会者在猛烈抨击国民党舞弊枉法的一片谴责声中，其争论的重点遂由检讨选举转到了主张组织新党这一议题上。虽然雷震自承“这次会议，我非主动者，但是赞成人，我们不参加，他们也要自动出来组织，因选举舞弊太甚，而南韩事件〔７〕又鼓励了他们，我们参加之后，还可以防止恶化”〔８〕，但从运动一开始，雷震就成了新党运动中重要的核心人物，《自由中国》半月刊也成了这一运动的舆论重镇。但在反对党预定成立的前几天，即１９６０年９月４日，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等人被当局以“涉嫌叛乱、知匪不报”之罪嫌而逮捕，台湾岛内一片哗然。这就是当年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马之骕被捕时，结婚不到两年时间。他对政治素无兴趣，也从来没写过任何文章，他的被捕实际上另有深意，用聂华苓的话说，他与刘子英都是当局用来“陷害雷震的工具”，是事先设计好的政治剧本中的一部分。当时情治部门预设的“突破口”并不在政治背景颇有点复杂的“刘子英”身上，恰恰在这个不谙政治的“马之骕”。不料年轻的马之骕竟顶住巨大压力，始终没有“开口咬雷震”，刘子英却意外“利诱成招”，成了该案中最为不幸的一个人物。
马之骕初以“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复判时因其证据不足，才改判交付感化三年，成了他一生中最难以释怀的大事件。雷震却被他的老上司、老朋友蒋介石投入大牢达十年之久。作为当年“雷震案”涉案人之一，马之骕是此案中至今惟一健在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出任台湾东华书局总编辑，先后有《中国的婚俗》、《新闻界三老兵》、《雷震与蒋介石》等著作问世。１９８８年，马之骕与沙昌佩结婚三十周年之际，在台湾《传记文学》上撰文以记述胡适先生为其证婚的这段往事。在文章末了，马之骕引用了当年一位未能参加婚礼的朋友对他说的话：“……第一，大家仰慕胡适，因为他倡议中国自由民主已成为‘象征’；第二，羡慕你能在《自由中国》做经理，因为当时《自由中国》在人们的心目中，它是‘象征’一个实现自由民主的新希望；第三，您结婚，胡适为证婚人，雷震为主婚人，这是民国历史上人与事的巧合……”胡适一生为不少朋友当过主婚人或证婚人，前者如徐志摩，后者如千家驹。他能为《自由中国》社一名普通职员证婚，在《自由中国》的青史上留下了另一段佳话。值得庆幸的是，胡适这个证婚人没有“败笔”，马之骕在“雷震案”中所表现出的铁骨侠义，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中应有的精神气质，这多少可以宽慰胡适在面对这起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台湾最大的政治冤案时那种“大失望”的复杂心情。念兹在兹，人生有时虽不可逆料，马之骕却此生足矣！
注释：
〔１〕聂华苓：《忆雷震》，《最美丽的颜色——聂华苓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９５页。
〔２〕〔４〕台湾《传记文学》第５卷第３６期，第６７～６８页。
〔３〕〔６〕雷震：《雷震全集》第３９册，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９、１４１页。
〔５〕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台湾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５５页。
〔７〕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５日，韩国主要城市不断发生反政府示威游行。４月２６日，韩国发生了政变，统治十二年久的独裁者李承晚下台。
〔８〕《雷震全集》第４０册，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１１页。
曾被遗忘的叶公超
？ 骆驼刺
叶公超平生有两个习惯，一不记日记，二不收集照片。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写日记了。他的办公室很少挂照片，家里也不挂照片。他弥留之际，还曾对身边的人说起：“我也不留照片，照片一到我手上，我就撕掉。”他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
从教授到外长，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定的大时代，他曾目睹新加坡的陷落，亲尝过希特勒轰炸伦敦的滋味，几乎见过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领袖人物，是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杜勒斯、肯尼迪的座上客，其英语受到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的赏识。他是佛洛斯特的学生，和艾略特情兼师友。他和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伍，是“新月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从《新月》到《学文》月刊，他曾主编过两个重要的文学期刊。１９４６年９月，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在阵容强大的“特约撰稿人”中即使弃学从政之后的他也榜上有名（是《观察》撰稿人中少有的官员之一，职务是“外交部参事”），虽然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１９４８年底至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政权几乎败局已定时，雷震、胡适、傅斯年等试图发起一场“自由中国运动”（成为后来台湾著名的《自由中国》杂志的先声），在雷震草拟的“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上也有叶公超的名字。从编《新月》到列名《观察》“特约撰稿人”乃至“自由中国社”发起人，他在骨子里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几十年宦海沉浮也未能淹没他的书生本色。
他属于“述而不作”的那一类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所以作品不多，其一生中只出版过惟一一本中文著作《叶公超散文集》。他还为书名叫“散文集”或者“散文第一集”，费过一番心思。那是１９７９年秋天，离他生命的终点不过两年。而他的英文著作倒是有好几种。
陶希圣说他“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他和同时代无数杰出的知识分子把酒言交，谈诗论文。虽然他从不写日记，却在胡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王世杰、柳无忌、周作人等的日记中留下了生命的踪迹。他桃李遍天下，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到清华大学，直到西南联合大学，作为一名出色的外文系教授，他在十四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济济英才，废名、梁遇春、钱锺书、卞之琳、杨联陞、季羡林、常风、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都是他的学生。一位学生说：“他已长眠地下，他的桃李芬芳遍满五洲，每一个弟子都是他的活纪念碑。”叶公超是二十世纪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的精神风采、泱泱气度都已随着他的逝去而风流云散。尽管他的学生中有多少人在各自的领域有过怎样出色的表现，都没有人能成为“他的活纪念碑”，他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但他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着典型的意义。
一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在上海病逝，时在北大的叶公超特别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都搜集来，不眠不休地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一口气全读完，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发表在当年１１月１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他充分肯定了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一面作了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