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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犯罪的目的，而索取赔偿只属于受害的一方，任何人无权褫夺。人们可以由于公共意识的淡薄，对烧杀抢掠置若罔闻，但任何人——即使是上帝——都无权要求受害者自认倒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甚嚣中国的“宽容”和“告别革命”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它的可笑来。“宽容”只是在暴力和不义施加于自己时，“我”本人信守的道德原则，也就是说它不能针对第三者，尤其是不能针对受害的第三者；同样，当杀人越货、背信弃义、公然的暴力和压迫施加于别人时，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告别革命”——除了他自己。因为就本质而言，革命也是一种人权。尤其是当一些人以革命的名义将另一些人宰割完毕，而幸存者惊魂甫定，刚刚敢低声说“不”时，这种“告别革命”论就尤其值得警惕。
任何一种政治秩序都建立在一种超验的价值假设基础上，或曰天命，或曰神授，或曰某种无法实证的历史必然论，但任何国家的成文法都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这不是假说，而是事实。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一个国家的法律机关竟可以惩罚一个外国人。按理说，一个国家的法律经本国公民同意而生效，但无论如何不能及于一个外国人。是什么赋予一个国家的法律以惩罚犯了罪的外国人的权利呢？这是自然法。也就是说，自然法不仅过去有，而且现在仍然每时每刻存在于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知道，这么说肯定会有许多人大摇其头。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惩罚罪犯，这对生来就处在国家形态中的人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人会认为，人人可以惩罚罪犯，但如果犯了罪的恰好是自己的一个亲戚朋友，那么由于血缘和感情的亲近会使一个人在惩罚起来“手下留情”。比如偷了一只羊，而只罚他一张羊皮。这样不仅惩罚犯罪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且会使罪犯觉得有利可图，从今以后他就会把偷羊当成一个“经济增长点”来抓。而如果犯了罪的恰好是自己的一个宿敌或不喜欢的人，那么报复或厌恶的心理又会使他在惩罚时“加大力度”。比如他只是亲了邻家小女孩一嘴，就将他的舌头割掉。这样制止犯罪的目的仍然不会达到，因为耻辱和割掉舌头的痛苦会使他觉得还不如将惩罚他的人和邻家的老小一起干掉。
实际上，这些问题当然存在，否则就不用建立国家和社会了。但国家要看什么样的国家，社会要看什么样的社会。存在于人类历史几千年、今天依然存在的专制制度恰好就是以个人的意志支配一切的社会，它究竟比自然状态好多少？其实，自然状态反而要好些。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可以用自以为合适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而在专制社会，当人们面对来自君王及其爪牙们的迫害时，发现不仅没有申诉机关，而且连自卫的资格和权利都一起交给君王和爪牙了；其次，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即使遭遇迫害，选择复仇，对手和自己的力量悬殊也不大，而一旦结成国家和社会，个人反抗的成本就大大增加了，因为国家随时可以调用财税、军备、舆论等机关的综合力量来反扑。也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仍然是用投票来解决问题的，不过投票的工具是石头和刀剑，投票的结果也一般是１∶１；而在国家和社会的形态中，人家的一票可能顶你的一千票、一万票，不信，你扛一把锄头反抗一个扛核武器密码箱的人去试试。
从这一意义上讲，一切暴君和独裁者都是人类的天敌。因为暴君和独裁者都是将自己的权力凌驾于所有人生命之上的人。也就是，当人们将裁判和司法的权力交给公共社会以后，发现只有一个人还留在自然状态里，那就是君王。对于他的恣意妄为，人们不仅没有办法申诉和约束，而且就连提出申诉和约束本身都是大逆不道的。不信，你可以让比干申诉殷纣王，司马迁申诉汉武帝，彼得堡的任何一个市民申诉斯大林去。
在这样的社会里，惟一具备政治社会一般特征的，是在臣民与臣民之间也象征性地设置了一些执法和裁判的机关，虽然在这样的制度中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公正的裁决，但君王——也可以叫沙皇、元首，甚至是“公仆”什么的——为了统御的方便，一般也不希望臣民之间相互打杀（个别以斗争为乐的虐待狂例外），就像一个养猪专业户不希望他的猪相互撕咬、一个奴隶主不希望他的奴隶打架以影响做工一样。
但毫无疑问，暴君也是人，他在尽情地奴役别人、享受自然状态给他带来的全部自由的同时，也不得不像该隐一样面对来自上帝方面的严厉审问。因为根据永恒的自然法则，人人享有保卫生命的自由。任何人，只要他发现另一个人对他的生命和财产有着明确而不可更改的企图，他就有权将他杀死。因为人不能创造自己的生命，所以人也不能把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交给别人任意处置。因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暴君只要他无端杀害过一个人，无论是本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公民，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将他杀死，像杀死一只危害人类的狮子和老虎——因为我们不能假设他这种不受节制的绝对权力在杀死一个同类后会自行中止。中国隋代大儒、进步思想家王通在他硕果仅存的著作《中说》里，与弟子房玄龄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房玄龄曰：“书云，霍光废帝举帝，何谓？”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废昏举明，所以康天下也。”也就是说，即使在一千多年前的思想家看来，只要是昏君，任何一个有能力的大臣都可以将其废黜。对比一下今之学者，躲在书斋里挥拳揎袖，讨论萨达姆该不该由美国人赶下台，真有说不出的感慨。
既然专制制度有这么多的缺陷，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可以救治它的弊病？是公民社会或曰民主社会。如前所述，专制制度不但没有根治自然状态下人们感情用事、挟私报复的弊害，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君王权力的过度膨胀反而却加深了人们固有的灾难。而与专制社会相较，公民社会具备以下优点：第一，公民社会有一部明确的、并为大多数人所同意制定和乐意接受的法典，作为全社会成员行为处事的共同规范。当国王的意志和它发生矛盾时，不是要修改法律以适应国王，而是国王要修改意志以适应法律。第二，公民社会有一支独立的、权威的、并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认可的司法机构，来仲裁全社会成员的利益纠葛。它不听命于国王以及官长的命令，相反倒是国王和官长要经常听命于它的允准。第三，公民社会有一支勤勉的、守法的、并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经过一定的程序选举产生的行政队伍，来为社会的安全和福利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公众用税金聘用的服务人员，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县级法院的一个书记员，只要他有过失，只要发现他利用职权在公众的福祉之外行事，人们就可以像当初拥立他一样废黜他。
这样的制度当然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但这样的制度却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少犯错误的制度，最不坏的制度。
一部宪法与一个国家
？ 易中天
一、“打出来的”和“谈出来的”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些奇怪。她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在美国人的建国过程中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与众不同的是，胜利后的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那些手握兵权功勋卓著的将帅们也没有趁机登上王位。也就是说，他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战争胜利四年后，即１７８７年，美国各州的代表才被迫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部宪法。又过了两年，即１７８９年，宪法才被通过，联邦政府才开始工作，美国人民也才选出他们的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直到这时，一个在我们看来“像模像样”的国家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然而美国的建国日却定在十三年前，即１７７６年的７月４日。这是他们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这时，为期八年的“美国革命”才刚刚开始一年。那时的美国，既没有总统，也没有宪法，更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政府，当然也没有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而只有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理想”。但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建国了。于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