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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性爱问题上，就是说社会实际上无权规定，一对适龄男女在何时何地采取何种方式性交。比如，一般说来人们出于天生的羞恶之心，并不愿意将性交这样的私生活暴之于野，但由于某种迫不得已的原因，比如贫穷、疾病或慌不择食等，一些人可能在有人的地方交合——我上中学时就在老家陕北，亲眼见过一对乞丐在大桥下面公然“野合”。社会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强硬措施，就有可能剥夺一些无家可归者、无床可上者的性交权。再比如，西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兴起过一场名为“天体营”的运动。那是一场旨在反叛现存传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此，社会公权机关如果“从重从快”地取缔，就有可能侵犯公民的“表达自由”。因而当“营”里的男女赤身裸体、狂歌滥舞时，警察只能站在“营”外“放哨”，并愁苦地说：“看来要让他们穿上衣服只有等待冬天的降临了。”卖淫嫖娼当然是丑恶行为，但这属于道德范畴内的事情，如果不牵扯拐带、诱骗、胁迫等非自愿行为，它本身并不违法。如果代表社会的公权机关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严打”，就有可能侵犯男女双方的权利，尤其是女性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因为只有“权性交易”涉及公器私用时才是真正的犯罪。一个社会如果嫌卖淫嫖娼不好看，就应当首先保证每一位妓女能拥有比卖淫更有尊严的收入和工作，并能以一套科学而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预防和管理。《圣经》上有这样一个故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问难耶稣，声称要用石头将其打死。而耶稣只是弯腰在地上画字，良久，才说了一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跃跃欲试的道德民兵都灰溜溜地出去了，剩下耶稣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说 话
说话的权利当然也是天赋的。但作为天赋人权的“说话”，指的是用喉咙说话，不是指到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上说话。
自然状态下的先民当然也用喉咙表达思想，但想不到发表，更谈不上版税。比如，一个女猿人爱上了一个男猿人，不会直接就把他拉进洞穴按倒交配，合乎情理的想象是，女猿人攥住男猿人毛茸茸的大手，嘴里发出一些在我们现在看来稀奇古怪的声音。这就是求爱。那时当然没有文字，但女猿人发出的就是“爱情诗”，女猿本人就是“美女作家”。但后来人们觉得单靠声音交流，传播面窄，且不易留存，于是就发明了文字。比如，一个部落酋长发现山背后有一头獐子，就立即召集部落成员商议，谁打前锋，谁攻后卫，谁跑中场，肯定是有一番争论的，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不能看到那时候的领导讲话和普通群众“举手表决”和“掌声通过”的情形。
有了文字当然是好事，人们可以汲取更为久远的经验，可以更广泛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和意见，但“治人者”几乎从文字诞生的那天起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比如，在口口相传的“说话”阶段，皇帝爬灰、皇后偷汉，只可能在后宫以及几个亲随大臣之间流传，而且用不了几年就会湮灭无闻，而现在史官把它记录下来，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些秽乱宫闱的秘事就不再是几个宦官咬着耳朵互相传播的小道消息，而是一件铁板钉钉的千古事实。于是，各种各样的封禁办法，形形色色的书报审查，名目繁多、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从此史不绝书。
文字发明以前当然也有不让人说话的先例，但除了派人盯梢、雇人告密以外，没有什么好办法。周厉王统治时期，文字有了，但还不至于有报纸，他的残酷暴虐国人不能公开批评，就逢人讥讪嘲弄。厉王大怒，就在卫国雇了一些跳神的老婆子，监视他们，“以告，则杀之”。这是最早的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的例子。但从理论上讲，这个办法愚蠢透顶，如果以一双眼睛盯一张口计，全国就得有一半人口被训练成卫国的老婆子——况且百姓不能说话，但还“道路以目”（用挤眼睛来表情达意）。所以，不出三年，国王就被流放到山西去了。
除了盯梢、告密，当然还有更彻底的钳制人口的办法，那就是割喉咙。割喉咙又称“罗马刑”。但与我们想象的正好相反，不论在罗马，还是欧洲其他地区，割喉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行刑方法，往往只是临时的加重刑罚的手段。只有非洲、亚洲、中美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的一些原始部落还使用“割喉刑”，但目的不是压制舆论，而是用于祭祀神灵。只有历史上的某些政权才将其列为自己制服思想犯的行刑方法。史料记载，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７８年，“红色高棉”用刀割断了成千上万人的喉管，有些行刑者甚至重新启用了一种古老的割喉办法，那就是用尖利的棕榈树叶划开犯人的喉管，然后在颈动脉旁来回不停地拉。
用棉花塞嘴、用布条堵口或用竹筒封喉，比起割喉咙当然轻得多，但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不让人说话。而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有言论自由（用报纸说话）的国家绝对有“口论自由”（用喉咙说话），而一个有“口论自由”的国家则不一定有言论自由，但一个连“口论自由”也没有的国家则绝对不会有言论自由。因此，历史上凡有远见卓识的民主政治家，无不对言论自由给予极大的信任。杰弗逊有一句名言：“如果让我在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和一份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出于对天赋人权的敬畏和尊重，也鉴于以往国家剥夺个人表达权的沉痛教训，在这些伟大人物所创立的、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曾起过或仍然起着巨大作用的历史文件里对言论自由都有明确的阐述：《人权宣言》认为，“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他对滥用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这种自由负责”（第十一条）；《世界人权宣言》的创立者也认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与传递消息、思想的自由”（第十九条）；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做得更绝，正文部分凡七条二十一款，无一字一句提及言论自由，但在修正案中则以第一条的位置不容置疑地写道：“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力。”因为在起草者看来，保障言论自由对政府来讲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正文里没有提到言论自由，而修正案也没有像一些暴政国家通常做的那样，反过来又对宪法已经规定的自由作出限定，而干脆说“不得制定”。
国家或社会将天赋的说话和表达意见的权利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当然是好事。只要不与天赋人权相悖，任何基于自由目的的法律都是对个体生存空间的拓展和延伸。因此，历史上凡有理性的政府对异己言论从来都是有容乃大，虚心接纳的。孟夫子倡言“君视民若草芥，则民视君若寇仇”，言词峻急，但梁惠王并不以“危害国家安全”而降罪；司马迁将“开国之父”刘邦写成无赖儿郎，并指斥当朝元首汉武帝“好大喜功，残民以逞”，也并没有见他以“煽动”罪身陷囹圄；唐诗人李白喝得烂醉，作“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也并没有见当地警察机关因“扰乱地方治安”行政拘留之。只有丧心病狂的当权者才惟我独尊，容不得一星半点异己的声音。好同恶异，顺昌逆亡，穷凶极恶地抓捕异议人士，当然有效，然而有限，所以古来长治久安的王朝没有一个是靠刺刀和暗探维持的。秦始皇“偶语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可惜二世而亡，前后不过十五载；国民党军统林立，特务满天，但从１９２７年窃取大宝算起，也只二十二个春秋，就流窜到孤岛上去了；友邦“老大哥”契卡开路，克格勃继后，辅以活埋、劳改、举家流放等措施，但在度过七十二岁的“中寿”以后，这个不可一世的帝国大厦仍然像纸房子一样地坍塌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这是周厉王以杀止谤，周召公对他说的话。后来的“权力者”亦无不将此奉为治世的格言。可惜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