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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蛆虫遍地，那么就使得厕所的存在毫无意义。第三，“厕所要免费”，是因为自然没有规定穷人不准拉屎送尿，证据是穷人的排泄系统至少和富人的一样完善。当然，一个人嫌免费厕所简陋，花钱在他的住地盖了一座高级厕所，适当收取周围居民的费用也可以。但这有两个条件：附近得有大量不收费的厕所；要保证穷人免费使用；否则，你就不用怪他们随时在你家的墙根下拉屎送尿。不管是一个村庄还是一个城市，如果它的厕所很少，收费又没有经得大多数人的同意，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地方脱下裤子。一个社会也一样，如果它的厕所都是收费的，收费的标准又超过了一些人的实际承受能力，同时还不允许人们到厕所以外的地方拉撒，否则就要课以重罚，那么，这个社会就是“黑社会”，非但不配称“文明”，而且比“野蛮”还“野蛮”。
上海近几年的“现代化”步伐很快，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多了一些“流动方便车”（亦称“流动公厕”）。但美中不足的是“流动方便车”太少，大概每隔三四站有一辆，而且每位“乘客”只有投硬币一元才能打开“方便之门”，且每人每次限时二十分钟。这样，每位内急的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才能完成排泄：奔跑的速度要快——最好是飞人乔丹的步子，否则你就不可能从三站以外及时赶来；要有钱；要有零钱；要能在二十分钟之内解决。关于第一条，正常人可以通过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来达标，但对于一个先天有残疾或腿脚不灵便的人来说，恐怕就永远不能登车“方便”了；第二和第三，涉嫌歧视穷人以及虽有钱但恰好没有零钞硬币的富人；第四条只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适用，如遇跑肚拉稀、便秘等紧急情况，恐怕就只能提裤出来，补办了申请加时的手续重新再来——否则，门外戴红箍的就会拉响警报，里面顿时铃声大作，令你欲罢不能。
不知道世界上像上海这样的“文明城市”有多少，也不知道在“文明城市”中像上海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具有普遍性，但这样的“文明”实际上已经背叛了人们当初建立公共社会的初衷——至少是在拉撒的领域里。因为既然拉撒是天赋人权，到厕所里拉撒是人赋人权，那么人赋人权（如厕）就永远不能和天赋人权（拉撒）相冲突。一旦冲突，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采取他认为符合自然法的办法来讨回丧失的尊严。因为人们当初放弃随地大小便的自然或自由，就是为了换取社会更好的如厕福利，而社会现在运用收费、罚款等权力手段限制甚至是剥夺人的拉撒权，就等于单方面撕毁了和人们订立的自然契约，将人们重新推回到了自然状态中。而在自然状态中，惟一可行的法律就是自然法。
除拉撒外，咳嗽、放屁、打喷嚏当然也是天赋人权。但与拉撒不同的是，它们不需要厕所。一个人只要不将唾沫和口水喷到别人脸上，社会实际上很难控制别人的咳嗽、放屁权。但也有例外，在２００３年“非典”肆虐中国的时候，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胡庄小学为了净化空气、减少传染源，规定每个小学生“当众放屁罚款五元”。“放屁”、而且是“当众”，罚款就达五元之巨，这个规定令人不解：坐在教室里发出巨响，当然是“当众”，但忍气吞声，走到厕所里，厕所里如果有人算不算“当众”？看来这个屁要顺利通过胡庄小学孩子们的肛门，只有坐车跑到孤山旷野里了。
性 交
性交的权利有些特殊，因为性交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既然性交只能发生在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之间（同性恋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那么就必然牵扯到另一个人的权利问题。因为根据自然理性的对等法则，你有性交的自由，可别人也有性不交的自由，你不能以你“性交的自由”妨害别人“性不交的自由”。因而两性之间的性行为以“自愿”为第一原则。
一对男女在自愿的基础上，两情相悦地进行性吸引、性占有，我们称之为性爱。性爱是自然赋予人类的一项神圣权利，任何人间法规都不应当与此相悖。因为根据自然法则，人这种动物是不宜于独处的，于是，自然造就了男人，又造了女人，为他传宗接代。但无限智慧的造物主担心人类有一天会看穿生殖和繁衍的实质——为至高的牧者制造羊只——而消极懈怠。因此，造物主命令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并在徒劳无益的性行为中赋予了无限快乐的本能。从此，求偶和生育就不再是人为了满足自身欲望而进行的身体活动，而是自然赋予人的一项庄严使命。
比起性爱的神圣、伟大，人间的任何禁忌与限制都显得微不足道。比如，父权（包括母权）是人生在世首先要遇到的权力，但它只是为养育和保护幼小的子女而设立的，自然因为人在幼小时候的孱弱无助和懵懂无知，特别赐予父亲一定程度的统辖权以帮助孩子成长，直到他能独立运用理性为止。因而，父权与其说是“权力”，还不如说是“义务”，一种替造物主看管“作品”的义务。任何超出此“义务”的权力都是无效的。比如，父母无权规定子女和谁性交，什么时候性交，因为这与设置父权的目的无关，就像父亲要处死或致残子女一样。子女也没有权力放弃自己不能放弃的东西，他们在年幼时，根据自然的安排放弃的只是一部分生命及自由权，比如，孩子没有吞金的自由，也没有跳楼的自由，但他们不能也没有预先放弃成年后的性爱权。当一个青年已经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样的性爱对象是适合自己的，并知道用什么方法赢得对方时，就可以肯定他已经达到了独立运用理性的程度，父母不再拥有干涉和指导的权力。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和白痴，如果他已经知道了性交，并知道用合乎情理的办法占有对方的身体时，就说明他的心智、体格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界，而子女身心的成熟，恰好就是父母权力的目的，即子女成熟的开始，也就是父母权力的结束。一个明智的父亲应当忧虑的不是自己权力的终止，而是一个到了或已过青春期的儿女还“坐怀不乱”，那才表明自己的失职。
父母的权力虽然是暂时的、有限的，可以让度的，但毫无疑问，基于养育之恩和慈爱的心理，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经验对子女的恋爱、婚姻提出建议。但这只能协商，不能强迫。一个民族几千年来替下一代选择性爱对象，并规定他们在何时何地性交，是这个民族历史上最无耻的一页。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用几千年的时间动用全社会的知识力量，罗织各种理由，明目张胆地侵犯下一代人的性爱权？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导致这个民族衰弱退化的主要根源，以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青春年少的男女向年老体衰的父母讨还性交权的历史。我们看《孔雀东南飞》，哪里是什么“封建制度”摧残“美好、进步”的爱情？分明是一个处于更年期又常年守寡导致严重性变态的妇人利用母权驱逐假想情敌的严重事件。在这儿，焦母和刘兰芝不是阶级关系，也不是婆媳关系，而是情敌关系。而最终是焦仲卿的死亡终止了这场不公正的爱情博弈。从最早的那个丈夫叫“氓”的女子算起，包括唐婉、陆游、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贾宝玉、林黛玉、秋瑾，他们无一不是父母利用国家道德合法剥夺子女性爱权的牺牲品。
国家，或者社会当然可以对其成员的性爱、婚姻进行良性引导，但像父母对于子女一样，只能协商，不能强迫。因为比起天赋的寻找异性的权利来说，一切国家、社会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都是人赋的。如果一对男女的性爱活动没有损及其他人的利益，社会应该清楚它是无权过问的。社会的职责是保护，而不是限制公民的性爱权。这是每一个代表社会行使执法权的人所首先应该明白的。例如一只公兔子想和一只母兔子交媾，就用不着拿着街道办事处的介绍信到老虎那里登记，而文明社会对自愿的婚姻也普遍采取注册的办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的双方，比如制止强奸、预防重婚、保护妇女和儿童等……因此，就本义而言，法律与其说限制，还不如说指导一个有理智的人正当地追求他的权益。符合此目的的我们称之为“良法”，不符合此目的的我们称之为“恶法”。
具体到性爱问题上，就是说社会实际上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