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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古 今
学界新论 民族幻觉与中国人的自画像张兴成
学界新论 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周 宁
法制经纬 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狄 马
法制经纬 一部宪法与一个国家易中天
灯下随笔 胡适为马之骕证婚范 泓
灯下随笔 曾被遗忘的叶公超骆驼刺
说长论短 辩护与批判施京吾
说长论短 “民粹”误解何其多林子明
域外传真 国际关系短札：孔中的世界程亚文
其人其事 乱世三女性王开林
经典回眸 远逝的记忆何云波
刘亚丁
流年碎影 萧乾与《大公报》文洁若
书屋品茗 存在的品质郑晓江
专栏集萃 动物笔记（五）张 翔
来稿摘登 全球最小的报纸《大人》施方成
来稿摘登 生态美学的奇葩丁永祥
来稿摘登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禹建湘
封 二 靶 子黄永厚 文画
封 三 花 脸韩 羽 文画
《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六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古
今
经验告诉我们：时尚往往是一个时代或社会的风向标，它所蕴含的精神或价值悄无声息地消解着传统和习惯，“润物细无声”啊，曾几何时，更会蔚成摧枯拉朽的大潮。试想一下吧，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初，早已惯于“文革”禁锢之下的人们，一旦遭遇充满诱惑与欲望的奇装异服时，胸中压抑已久的对美丽的向往似开闸的洪水，顿时沸腾起来，彻底荡涤了由于荒谬的政治意识而导致的陈腐可恶的陋习与偏见。时至今日，看一看那些穿戴色彩鲜艳、款式新颖的亲人、朋友、同事甚或陌生的面孔满含自信与愉悦地走来时，又有多少人忆起当年生活中大大小小令人忍俊不禁的风波会演绎成眼前幸福之景的蓝缕之功呢。
人们常说，华夏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她为人类的进步也曾奉献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如，我们常津津乐道的影响甚远的四大发明，境界浑成的唐诗宋词，意味无穷的书画作品，神妙不尽的中医等。但客观地看，与西方诸多民族比较而言，华夏民族自应汗颜。因为人类现代化的重要成果，诸如精神文明中政治领域里的范式、意义的确立，物质文明中科技领域里改变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重大发明创造等，大都与华夏民族无缘。几千年来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几千年来的孤陋寡闻、夜郎自大，老态龙钟的华夏民族有的是摧残人性、压迫百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在人类历史上绵延最久的封建专制制度与王权体系。
然而，可喜的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下，汹涌的资本、蓬勃的市场和飞速产生的技术完全改变了世界的图景。特别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洗礼，板结沉滞的黄土地上已荡漾起世纪的春风，以人为本、依宪治国、科学发展观……这些很早以前在西方已是耳熟能详的融铸普世永恒价值的名词渐渐成为国人的新宠。对于这个经历过许多沧桑与浩劫、蹂躏与磨难、无奈与失望的等待了太久的坚强不屈的民族来说，尽管它更多的或许是一种一时的姿态或策略，如往年阿Q“革命”似的时髦，来不及让人咀嚼其深刻的意蕴，但在新思想的流行色中，一个古老民族涅槃出全新的自我确是无疑的。而且，面对遥远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红日所放射出来的金灿灿的霞光，每一位热血沸腾的华夏子孙都应该绽开欢乐的笑脸：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华夏民间俗信宗教——
梨园神
就单个行业的庞杂程度而言，今日统称为戏剧曲艺的古代梨园业无疑可独占鳌头。撇开华夏地域内数以百计之各大小戏曲剧种不讲，仅仅是“讲唱”一类，就包括说书（评书、评话）、弹词、鼓词、坠子、大鼓书、木鱼书、钹子书等等；而在说书一项中就有苏州、扬州、成都、长沙等乃至北方各地区的诸多评书讲唱；加上影戏、木偶、相声、拉洋片、杂技、魔术、卖唱等，真可谓名目繁多、千奇百态。梨园的行业神也由此呈现出极为繁杂的面貌，竟有数百位之多。
梨园业崇拜有祖师神与保护神两大类型，因时间、地域、行当等之不同而各异，又因所司职事如班主、伶人、乐师、管箱（后勤）等之不同而相左。分别有各时代稍微与音乐演艺扯上点瓜葛的传说或历史人物，如兴乐祖师黄帝、造乐祖师伶伦、正乐祖师孔子、首创伶人演艺场所“梨园”的风流天子唐明皇、既好俳优又知音且能度曲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喜好演艺的腐败昏君明武宗、唐代著名乐工雷海青和李龟年等；以及与梨园业并无任何关系的人，如秦朝二世皇帝胡亥、唐代名相魏征等；还有民间俗神清源祖师（二郎神）、老郎神、观音菩萨、喜神、田元帅、窦元帅、五猖神、吕洞宾、清音童子、开音童子、鼓板郎君、三百公公、八百婆婆、九皇神、丘老、张五等等，或牵强附会，或莫名其妙，不一而足；甚至连老鼠、黄鼠狼、长虫（蛇）、狐狸、刺猬（或加上老虎、兔子而减去狐狸、刺猬）等也合称“五大仙”，成为梨园业与娼妓业及巫师业共同敬奉崇拜的保护神。
兼具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及巫术禁忌的梨园神，展现出庞杂、虚构、附会、随意和含混等性质特征，是华夏民间俗信崇拜的缩影。
（万 方 文）
民族幻觉与中国人的自画像
？ 张兴成
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犹如一条五颜六色、变动不居、难以捉摸的“变色龙”〔１〕。西方人笔下这条“变色龙”，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鲜明还是黯淡，都不是指向中国本身，而是出于西方自身的问题与需要，用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话说即“文化利用”。当西方知识分子需要用外来文化批判国内的政治与现实时，他们往往会表现出比较强烈的“崇华”倾向。比如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就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热”，他们“表达出对中国的高度赞扬……在他们看来，那个愚蠢野蛮的政府……是世界各国可以仿效的最完美的范例”（托克维尔）〔２〕。这种盛赞中国的现象后来又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人对蒋介石政府的评价上，同样也出现在六十年代西方人对“文革中国”的喝彩声中。然而，当西方人要为征服世界而提供合法性说明时，中国在西方人笔下又变得不值一提，中国人懒惰、迷信、不卫生、不诚实、伪善、墨守成规……这样一个民族，如黑格尔所说是一个“转过身去，背对着海洋”的民族，应当排除在世界历史发展之外，当作“非历史”而置之不论〔３〕。可见，西方人笔下的“中国形象”不过是西方文化系统内部根据自身文化利用的目的而塑造出来的一个“非我的神话”，这样的中国形象已经被涂上了浓烈的东方主义色彩。
有别于西方人笔下的中国形象，我们在此要考察的是以西方的读者为接受对象，即由中国人（特别是身处异域的中国人）自己创作的有关中国的物质或精神、个人或集体的形象，一般称之为“自塑中国形象”。从陈季同在巴黎出版《中国人自画像》（１８８４年）和《中国人的快乐》（１８９０年）等法文作品开始，到１９１５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中国人的精神》，１９３５年林语堂在美国出版《吾国与吾民》（１９８８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新译本时改名为《中国人》），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在国际上获奖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海外的华人文学、留学生文学，以及跨入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学人的著述，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关于“文化中国”的构想，等等，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全方位、多层面地向西方人描绘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生活艺术和社会现实。
一、文化对抗与精神胜利法
从晚清陈季同的《中国人自画像》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末在国内曾经畅销一时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著作，几乎都以反抗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歪曲为出发点，要在中西对比中纠正乃至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片面的认识、深藏的误解和可笑的偏见”。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对抗很容易演变成文化自恋，陈季同在《中国人自画像》中为证明中国文化的优点，有时竟将自己的丑陋之处当作炫耀的资本。比如，对于西方人攻击的中国纳妾这一陋习，陈季同则认为，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