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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事态可严重了，尼罗河水说不定哪一天就会上涨，而一旦河水泛滥，胸像就要被迫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待上几个月。贝尔佐尼抓紧时间，去问副都督为什么不让农民工作。
“傍晚从古尔纳回来时，我听说他们发现了一尊头像，比我运到亚历山大城发往美国的那个还要大。它用红色花岗石雕成，精美绝伦……我在8天内可以把它送到卢索尔，虽然它是如此巨大和沉重”
——意大利冒险家 贝尔佐尼
副都督说禁令来自都督本人。贝尔佐尼马上去找都督，费了番唇舌，又送上“两枝漂亮的英国手枪”作为礼物，他获得了允许复工的书面命令。8月12日，拉美西斯二世的胸像终于运达尼罗河畔，等着把它装船送往开罗。贝尔佐尼利用等大船的机会参观了国王谷的陵墓；然后到努比亚看了阿布辛博的两座神庙，暗自打算：有朝一日要进去仔细勘察。他游览了菲莱，以萨尔特的名义占有了一个小方尖牌。11月他回到卢索尔，所要的船还没有到。他就和一些船夫商量，他付3，000埃及币（l，800法郎），而船夫保证提供船只。在准备期间，他到卡纳克发掘了18个塞克海特女神的狮头雕像、一个国王雕像和几座斯芬克斯像。后来，他把这些收获和胸像一起运走。
11月17日，胸像终于装上了船。阿位伯人目瞪口呆，他们都以为它会和船一起沉到水里去。除了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冒险家之外，另一些不那么著名的人，收获也不少。他们常向阿拉伯人购买一些在没有敕令的情况下，偷偷挖掘的文物。一批批的纸莎草纸文献，就这样收集起来。对埃及学来说，它们和专为大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同样重要。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纯粹为旅行而来的人，也该记上一些功劳。他们跑遍了全埃及，记述、描绘被冒险家们掠夺文物的神庙和陵墓。他们的记录，大有助于留在欧洲的学者的研究工作。
19世纪初对文物的掠夺和盗窃，曾经引起公愤；然而这类掠夺行为倒也挽救了不少文物。1810年到1828年，13座神庙彻底消失了：石块被用来建造工厂；或者被送入石灰窑焚烧。永远没有人知道，有多少雕像和浮雕遭到同样命运；虽然讽刺，被冒险家劫走的文物，至少是被挽救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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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奈·西拉姆》法老的复活》第四章 密码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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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密码的解读
○罗赛塔石碑
在拿破仑时代的人们看来，要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似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当时波斯的著名东方学家德·萨西曾说：“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一个复杂的问题。”
事有凑巧，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后来埃及学者们钦慕的事。
1799年，法国远征军军官布夏尔在埃及罗赛塔地区附近，发现了一块非同寻常的黑色玄武岩石碑。第一批知道这件消息的学者们心里清楚，这块罗赛塔石碑将是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把钥匙。但那懂得这块碑怎样使用的人却在哪里呢？
这一块碑面世不久，《埃及信使报》曾登一篇谈这块碑的文章。
再巧也没有，这份埃及报纸传到了一个人的家乡，这个人20年后写出一篇具有独创性的文章，他竟然读出了石板上的文字，从而解开了这个谜。
这个人便是后来的埃及学之父，法国人让·弗郎索瓦·商博良。
○语言天才
据传记记载，让·弗良索瓦刚刚5岁就开始翻译古文了。他先是凭记忆记住一批古文字，然后同原文对照，用这种方法自学辨认古文。将近7岁时，他第一次听说埃及这个神奇的国家，但只听了一次就像海市蜃楼一样销声匿迹了。
无论道听途说还是亲眼目睹者都知道，商博良小时候在菲济克学校功课并不好。他的哥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同时喜欢考古学。因为商博良学习不好，就在1801年把他带到格兰诺勃尔去，亲自教育他。11岁的弗朗索瓦很快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了罕见的天资，接着就专心学习希伯来文，进步也是惊人的。
他13岁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和科普特语。凑巧的是，不论他学什么还是做什么，也不论他有哪些不期然的机遇，都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同埃及文化有关。每当他着手研究新课题，就无意地向着埃及问题靠近一步。他涉猎了中国古文，为的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无联系。
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向“法国碑文与纯文学学院”提交了研究论文，并宣布了对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读发现。在今天看来，这篇论文正是埃及学诞生的标志。
就这样，商博良根据拥有的资料编成了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历史年表，那是1807年的夏季，商博良刚刚17岁。
这称得起是个大胆的尝试，因为商博良当时可用的全部资料不过是圣经上的片段和零散歪曲的拉丁、阿拉伯和希伯来文资料；此外只有对照一下科普特文本了。科普特语是唯一的同古埃及语关系较近的语言，直到17世纪埃及北部还流行科普特语。
教育当局得知商博良希望到巴黎进行研究工作，就请他自己命题写一篇论文。他们以为他只会写出一篇普通的学生作文而已，哪里想到他竟写出整整一本书的构思，书名叫做《法老统治下的埃及》。
1798年8月，一名驻埃及的法国军官在朱利安要塞的罗塞塔地区，发现了一块黑色石碑，碑上分别用象形文字、阿拉伯草书、希腊文刻有三段铭文，学者们大胆假设：这是同一篇文献的三种文字版本。由此，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似乎有了一线曙先。现今，这块石碑就竖立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埃及厅的入口处。
罗赛塔碑约有桌面大小，长3英尺9英寸，宽2英尺4英寸半，厚11英寸。碑体为磨光玄武岩，“硬得像鎯头。”一面镌刻着三段文字，经2000年的风沙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是通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54行。
希腊文！这是可以看得懂的！
拿破仑手下一位懂希腊文的将军立刻着手翻译这段希腊文字。这是公元前196年埃及教士写的一道教令，内容是赞颂托勒密·埃庇范努斯（古希腊天文学家）的功绩的。
亚历山大港法军投降后，这块碑和法军从埃及弄走的许多文物一起运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幸亏“委员会”早已命人把这块碑和其它文物做了石膏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运到巴黎之后，学者们就聚集在周围进行对比研究了。
之所以是对比研究，是因为三段文字的安排本身就说明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埃及信使报》已经说过，罗赛塔碑上可以找到通往这个过去的王国的钥匙，通过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地译出那段希腊文以后，再设法找到希腊文字和那些象形文字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并不十分困难的。
参加这项工作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翻译工作在英国（使用罗赛塔碑原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同时进行，结果却毫无成绩。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错就错在想从这些象形文字里找到希罗多德的框框里的东西。这是人类头脑里一直存在的一种典型的错误观念。想要揭开埃及文字的奥秘须得象哥白尼那样彻底改变观点，要有打破传统束缚的气魄。
商博良投身于研究工作中去。巴黎的花花世界与他无缘，他埋头在图书馆里，奔走于科研机构之间，学习了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德·萨西曾把波斯语称为“东方的意大利语”。总之商博良浸沉在各种东方语言的学习中，他打下了基础知识，就可以了解这些语言在使用中的发展。这时他还写信给哥哥，请他给他弄一本中文语法，说是“为了消遣”。
他学阿拉伯语达到精通的程度，甚至连声音都变了样子。在一次社交场合，有一位阿拉伯人竟把他当作同乡，因而向他行了加额礼。他从书本上取得关于埃及的丰富的知识。著名的非洲旅行家索米尼·德·马涅古尔同这位青年谈话之后赞叹说：“我们谈的一些国家，他了解它们简直像我了解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