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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ssin）。他是一位精通佛教许多领域的伟大学者，尤其是在阿毗达磨方面。1931年，普森出版了世亲转信瑜伽行派之前的杰作《阿毗达磨俱舍论》的法文翻译，共7卷，＇7＇依据的是玄奘的中文译本。后来发现了《俱舍论》的梵文本，在许多方面与玄奘的译本不同。普森对瑜伽行派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他翻译了玄奘的《成唯识论》，该论在形式上概括了印度10个论师对世亲《唯识三十颂》的注释＇8＇，普森的两卷译本于1928年出版。他在标题上对这一学派加了一个新的名词“唯识性”（Vijnapti…matra…ta），尽管中文标题不曾显示有这个附加的抽象名词后缀“性”（ta）。＇9＇然而，这个名字得到了承认。西方学者一直用普森重建的标题指玄奘的著作，他们还常常用该词指一般意义上的瑜伽行派，特别是与玄奘资料有关的瑜伽行派。我则建议回到莱维和安惠的用法，即唯识（Vijnaptimatra），尽管我无意在此做详细的讨论。普森的意图是恢复或重建原始的梵文资料，而不是表现中文资料。这不仅表现为他在其法文译本中努力回译所有的重要（和某些不重要）术语为梵文，更明显的是他在1948年单行出版的53页的唯识性（Vijnapti…matra…ta）索引中只列出了梵文术语和名字，而且以梵文的字母顺序编排。＇10＇
普森《成唯识论》的翻译在众多方面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此之前，介绍到西方的瑜伽行派著作都是一些短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普森的“唯识论疏”突然展现给人们一个细密丰富、复杂的系统，以及大量成熟的体现唯识思想的术语，其丰富性至今也没有几个西方学者能够真正消化。然而，他的直接和持久影响是极力论证瑜伽行派代表了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这一论点出现在译文的第一页，一个插入正文的展开的注当中。他的译文解释多于严格的翻译，引用了大量资料，从窥基的《述记》到他自己在西藏佛教方面的丰富知识。有些资料他限制在内容丰富的注释中，但这些解释性的资料也常常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实际的译文里。无论在哪里，他总是用唯心主义的方向贯穿译文。＇11＇在其后的好几十年，瑜伽行派一直被看作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形态。
普森最著名的学生是艾蒂安·拉莫特（Etinne Lamotte），他极大地推进了瑜伽行派的研究，其成就在西方学者中迄今无人匹敌。1935年，他将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解深密经》翻译为法文，由于梵文已佚，他根据的是中文和藏文本。＇12＇，象普森一样，他在译文中为许多术语都加上了梵文等同词。1935到1936年间，他出版了世亲的《大乘成业论》译本，这是一部充满阿毗达磨范畴的原始瑜伽行派著作。＇13＇1938…1939年间，他出版了无著《摄大乘论》的两卷译本，该论在东亚佛教中特别重要，他再一次使用了中文和藏文本，因为原初的梵文本已经不传。＇14＇后来他转入佛教的其它领域＇15＇，将瑜伽行派的研究留给了其它学者。
1930年，铃木大拙出版了他的《楞伽经研究》＇16＇，几年后他又出版了对该经的翻译。＇17＇ 尽管他以禅的“绝对唯心主义”为标准，在《楞伽经研究》中对瑜伽行派进行了严厉指责，抱怨其肤浅，但他的论述使西方读者了解到包含在此经中的许多重要的瑜伽行派范型。象普森一样，他的瑜伽行派论述在几代佛教学者中都是权威。例如，爱德华·孔兹（Edward Conze）在《印度佛教思想》（Buddhist Thought in Indian）中对瑜伽行派的论述，几乎就是铃木的反响。＇18＇ 然而，当扩展为普遍性的描述时，铃木的态度显示出强烈的派别性，非常突出的是他藐视历史背景，忽视长达几个世纪的正统瑜伽行派与如来藏混血间的争论，而正是后者构成了他的偏见。
1938年，克拉仁斯·汉密尔顿（Clarence Hamilton）用中英双语对照的形式
出版了玄奘所译的世亲《唯识二十论》及窥基的述记。＇19＇
三十年代《辩中边论》开始得到认真的关注。1936年，早就以研究中论和佛教逻辑著称的舍尔巴茨基（Theodor Stcherbatsky），不甚严格地将《辩中边论》的头两章翻译成英文。＇20＇1937年弗里德曼（Friedman）提供了一个带有安惠注释的《辩中边论》头两章的惊人译本。＇21＇保罗·奥布莱恩（Pual O’Brien）翻译了另外一章。＇22＇这部著作现在已经拥有一个完整的译本。托马斯·克书密顿（Thomas Kochumuttom）在他的《佛教的经验论》中翻译了第1章，＇23＇并大量参考了安惠的注释。斯蒂芬·阿那克（Stefan Anacher）在他的博士论文部分地翻译了《辩中边论》（并附有其它两部典籍）后，＇24＇于1984年翻译了全本的《辩中边论》，以及无著的其它6部著作＇25＇。德容（de Jong）评论道：阿那克“《辩中边论》的译文是难以置信的糟糕”＇26＇。由于这是西方语言中唯一的完整译本，因此实在可悲。顺便提一句，安惠对此论的注释是佛教哲学文献中最被忽视的珍宝之一，堪与月称在修辞学和哲学上的精湛媲美。事实上，安惠的风格可能还是月称《中观根本明句论》的原型。这部文献绝对需要一部审慎的西方译本，以使其获得应有的严肃对待。
舍尔巴茨基的学生欧仁·奥伯密勒（Eugene Obermiller）对瑜伽行派研究的贡献，是他对藏传文献中有关无著内容的概述，特别是在般若波罗蜜多方面的翻译和研究。＇27＇朱塞佩·图奇（Giuseppe Tucci）对佛教逻辑文献的翻译和分析，使用了汉文及藏文、梵文资料＇28＇，他还研究了弥勒和无著＇29＇，编辑了无著对《金刚经》的简要注释。＇30＇
德容对1943…1973年间的瑜伽行派研究有如下的概括＇31＇：
中国佛教典籍中保留了早期瑜伽行派的重要资料。1954年，德米维勒（Pual Demieville）在论僧伽罗刹之《瑜伽师地论》的长篇论文中研究了这些资料。＇32＇1947年，戈卡莱（V V Gokhale）关于无著《大乘阿毗达磨集论》梵文片断的出版，引发了对瑜伽行派这一基本的阿毗达磨著作的深入研究。＇33＇普拉哈德·普拉丹（Prahlad Pradhan）借助玄奘的中文译本，恢复了其梵文本（1950年），＇34＇沃波拉·拉胡拉（Walpola Rahula）将其全部翻译为法文（1971年）。＇35＇德米维勒从中文的《菩萨地持经》译出一章（1957年）＇36＇，杜特（Nalinaksha Dutt）则出版了此经的新版本（1966年）＇37＇。亚里克斯·韦曼（Alex Wayman）出版了《声闻地之手稿分析》（1961年）＇38＇，同时兰伯特·施米特许森（Lambert Schmithausen）对《瑜伽师地论》关于涅 的一个小节做了非常彻底的研究（1969）＇39＇…雅克·梅对瑜伽行派的历史和教义有杰出的概括（1971年）。＇40＇
注意，这一为德容评论为“杰出概括”的梅的著作标题将瑜伽行派解释为“唯心主义的佛教哲学”。
上面提到的阿那克和克书密顿对世亲几部核心著作的翻译，在80年代重新燃起了人们对世亲哲学的兴趣。在这一时期，有几个声音如韦曼和杳史弗密（UEDA Yoshifumi）开始向瑜伽行派即唯心主义的标签挑战，克书密顿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而且最为持久。在早期对陈那认识论的一些研究中，他就认为世亲最好被理解为批判的实在论者，就是说世亲的认识论使用了一些唯心主义式的论述类型，但其底层的本体论是实在论的。然而，许多学者一直不曾从唯心主义的解读中解放出来。
三，停滞，还是转入地下？
在这之后，瑜伽行派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转入了“地下”，或者说更严谨了，较少有重要的瑜伽行派著作和论文出现。尽管如此，学者对瑜伽行派的兴趣依然很高。70年代末以来，有若干优秀的瑜伽行派博士论文出现，但它们基本上没有出版。或许由于近几十年来美国佛教研究给予瑜伽行派的关注太少，许多做瑜伽行派博士论文的研究生一俟毕业便转向佛教的其它方面。十分可悲的是，那些坚持瑜伽行派研究的学者在佛教学术圈中逐渐没落。在佛教研究项目和热点中，有关西藏佛教、禅、韩国佛教等方面的专家，而不是瑜伽行派者占据了最高的位置。学术界部分地转向反对所谓的精英主义和哲学的自负，而倾向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增强对宗教的更通俗形式和社会学解释的关注。瑜伽行派作为佛教中极其复杂、繁琐和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