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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应升，应天上元（今南京市）人，崇祯十二年举人，在天启、崇祯年间曾与张溥、吴应萁等人结社齐盟，“以丹铅进退天下士”，令人从风而靡＇146＇。入清后先任颖州学官，后出为巡按御史，顺治十年转宝庆府推官，招抚流亡，抚绥残黎，不遗余力，顺治十三年因岁贡芽茶延误日期被解职。解职后，他协助偏沅巡抚袁廓宇作分化、瓦解南明军队的工作，“实心招抚”，争取到孙可望部将姜春生、姜和生、总兵王瑞泰、王仁晴、谢成龙、谢才尚及道员孙应赓等投诚＇147＇。这一系列投诚事件，是通过血缘、乡党关系的纽带，连瓜带蔓引发出来的，对抗清队伍的破坏作用不言而喻。因此，洪承畴深惜朱应升的才干，“檄至军前效用”，其“赞经略洪承畴幕，出谋发虑，动合机宜。”洪氏对他的意见十分重视，“一夕飞骑报敌人入境，公（指朱应升）曰：不鼓渊不整队而至者是敌内讧，非犯顺也。迟明，果孙可望崩溃来降，趋经略开门纳款军中，咸以为军中诸葛云。”＇148＇看来朱应升也是长沙幕府的智囊，对洪氏极具影响力，这个“军中诸葛”是否也为洪氏制定进剿云贵三个必要条件的主谋，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2、加强清军战备
洪承畴不仅利用长沙幕府的招抚活动，作了较为充分、全面的政治准备，还通过艰苦、细致的战备工作，为进行军事决战准备了较为充分的物质基础。
开府长沙之初，湖南几乎是个废墟的世界，“城皆瓦砾，公招降流移，兵民始聚。”＇149＇洪承畴及其幕府成员首先必须招集人民、恢复社会秩序。湖南酃县经过明清战争，户口几乎减少了一半＇150＇。顺治十一年知县傅继说招集流亡，仅得老幼一千二百人＇151＇。桂东知县汪震元下车伊始，招集流亡，全县仅存何时济、李青等六十三人，“抚养生聚，民气渐复”＇152＇。清军要在湖南站稳脚跟，恢复经济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长沙幕府同样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开展屯田
湖广军前的屯田，是当时全国性屯田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53＇。洪承畴接受幕客建议，普遍在各地推行屯田，作为恢复社会经济的基本措施之一。
到达长沙之后，洪氏“念赋重土荒，分遣屯田，官给牛、种，岁征子粒，贷其赋三年，增赋十数万而无损于民。”＇154＇湖南在清初经过几次反复，饱受战争破坏，经济凋敝，人民逃亡，生产几乎处在停顿状态。在逼人的现实面前，幕客张旭初提出的屯田建议受到了重视。
张旭初，字熹若，山东临朐人。顺治三年进士，授辰州推官，以道阻赴任违限，落职归里。顺治十年洪承畴经略西南，“总督力荐，复补长沙”＇155＇，“征赴军幕以参谋画”。他建议湖南兵燹频仍，师难宿饱，“非屯田积粟”，不能经理两粤，更谈不上进剿滇黔。“大臣深然其议”，即分派他经理宁乡，“辟地七千二百有奇”，后来又到长沙协助管发放军粮四万余石＇156＇。看来，张旭初的建议很快得到反响，他本人在长沙幕府的工作，也很见成效。
明代以来就有卫所屯田的军屯制度和移民屯垦的民屯制度，洪氏屯田即是这些制度的酌情应用＇157＇。酃县知县李朝事记载：“明邑田额粮七千石……（顺治）十一年大兵廓清，虽陆续招集，苦无农具，经略洪承畴给发牛种，民渐居业。余履任后，单骑躬亲劝垦，今已开三千九百七十七石零。”＇158＇在攸县，顺治十一、二年，曾两次由经略洪承畴“给发牛种垦田”，垦出田地四十二顷九十亩，并一直延续下去＇159＇。蒋应泰在宁乡“兴屯奏效”＇160＇；吴弘道出任沅江知县前，主要从事“开垦屯田及采办军需”＇161＇等等，可见屯田在当时是具体责成幕客和地方官在各地普遍实施的。通过屯田这种形式，带动垦复抛荒田和开种成熟的荒闲田，起了促进各地恢复生产的作用。
当然，屯田的收入用来补充军需，这才是洪承畴在湖广大力推行屯田的原动力。顺治十六年，洪承畴曾提到“十一年起至十四年止，凡湖南屯田、江西折米及职军前盐利、木利生息，接济军需，各项奏效文册，职俱一时并行督造。”＇162＇在此，也不排除直接调拨军前将士从事屯田的可能。
总之，在洪氏派出大批幕客从事屯田或管理工作以后，各地逐渐恢复了生产和社会正常的秩序，军需也得到一些补充。如衡阳县，顺治十二年“经略大臣洪承畴征云贵，驻府城，治兵、增民田粮。”，十五年，“始开征垦荒粮”＇163＇，我想，这荒粮中可能也有部分屯粮。而“增民田粮”则是在民田中普遍增收的田赋，也用以补充军饷，即所谓的“洪饷”。
（2）征收“洪饷”
在经略西南期间，洪承畴在所能控制的区域内增收田赋，这就是“洪饷”，也称九厘银：“（顺治）十二年经略洪承畴征云贵，驻府城，治兵增民田粮，即九厘饷，民间谓之洪饷。”＇164＇
“洪饷”实际上就是明末加派的“三饷”之一辽饷，万历四十六、七、八年加增，标准是每亩加增银九厘，后再加三厘。清廷所标榜的废除明朝弊政、蠲免“三饷”加派的誓言由于现实的原因无法兑现。“九厘银……国初免征，后因云贵用兵，经略洪奏征充饷，遂成定例。”＇165＇原来湖南各地的正赋有漕运、南粮，以秋粮形式征收，还有夏税丝、夏税麦、夏税农桑丝，新增绢价、颜料、条编银、丁银等项目，至此，九厘饷即辽饷又成为一项“新”的科条。“洪饷”起征的时间，各地先后不一，湖北是顺治九年，湖南则以清廷实行有效统治的先后为序，宁乡在顺治十一年，多数地方为十二年，如衡阳、清泉、耒阳、安仁等地＇166＇。南明占领区内当时则无法征收。顺治十四年清廷将九厘银作为正赋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式列入《赋役全书》中，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167＇。所以，湖南长沙府的三项主要税源——民赋、更名、屯卫中，“地亩另派”的九厘饷银在民赋、更名中均有征收，与杂课等都“按亩摊征，分部起解”＇168＇。
（3）造船运粮，保证后勤供应
屯田与征收洪饷，虽然可以补充部分军需，但湖南毕竟是兵燹频仍之地，收成也需假以时日，洪承畴军前粮饷主要还得依靠江南、浙江、江西、湖北等地供应，粮饷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洪氏也是倚靠长沙幕府得以解决。
洪承畴开府长沙后，湖广军前的粮饷就通过长江、经洞庭湖、湘江，源源不断地运到此地，储存并分发各地。由于西南地区地势险要，山峻道险，滩高流急，长途水陆运输是个巨大的难题。如离长沙最远的粤西官兵的粮饷，首先须由长沙转运衡阳，从衡阳南行，再以扒杆船或雇佣民船，经永州转运桂林，一路艰难可以想见，衡阳城外曾有顺治十二年洪承畴为转运军粮专门修造的九座粮仓＇169＇。至于常德、宝庆等地的粮饷，则是用特制的船＇170＇转运的。曾有诗专门描绘民夫运粮供应西南大军的悲惨命运：“万夫喘汗运刍粟，七百里路米一肩。草间亡命利盗劫，豺虎食肉流饥涎。十人裹粮九不返，大军待哺肠雷□”。长沙幕府中大批专门从事运粮的幕客对此应有切身体会。
如“隶文襄部”的“王将军（小注：可就）”运粮贵阳，途经诸葛洞，相传这是武侯诸葛亮运粮的故道，为横江巨石所阻。王将军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决定招集人夫，凿开横江巨石，“百夫运土千夫绳，铁锥入水水沸腾，凿之许许彻昼夜”＇171＇，终于打通故道，完成任务。这个“王可就”显然也是长沙幕府成员＇172＇，从事运粮的王凤岐等人也与之身分相同。
镶蓝旗下投诚官山西人王凤岐、江南怀远生员徐国维等，在“军前效用”，委买粮料、接济军需、管押水陆转运事务＇173＇；桃源县令郝宗福上任前的主要功绩就是专门管理益阳船，负责押运供应宝庆的粮米；湘阴人罗君聘随洪承畴进入云南，专门负责宜良、富民、姚安等地的粮食转运工作；石门人彭应也是专职从事运粮的幕客。
主管湖广军前粮饷事宜的幕僚是洪氏“姻亲”黄志遴＇174＇。黄志遴，字铨士，鸥湄，福建晋江人，顺治三年进士，是清朝福建通籍的第一人。选庶吉士，官至少詹事，出为湖广左布政，劝民农桑，以为守令倡。“时经略洪承畴驻楚，督征滇黔，志遴挽运转输，咄嗟立办。”＇175＇俨然是幕僚领班的角色。湖广布政使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