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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洪承畴最终还是没能等到“计离贼党”从而可以“优加爵赏”的机会。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得到了上映岗土目报告的李定国动向：“逆贼李定国差伪总兵吴之凤赍伪敕令旨到镇安，称伪永历已移驻云南省，李定国锡封伪晋王，即领贼众复图犯两粤等情，并抄录伪敕书到职。职细释来文，似孙、李二逆又有复合之势。”＇268＇对于孙、李矛盾这种有关“招抚机括”核心内容的情报，洪承畴是绝对重视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错误的估计，给他致命一击，使他陷入绝望的深渊，导致他第一次借病乞去。
事实上，当时孙、李不仅没有可能和好，矛盾的发展反而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三个月后双方就在云南曲靖交水进行了一场大战，结果是孙可望落荒而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但洪承畴已经等不及到那一天了，这又一次暴露了他个性中足以左右其人生道路的最大弱点——极不坚定。在洪氏眼里，整整四年以来，在孙、李有矛盾的情况下，他所指挥的清军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若是两人有和好的可能，他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在他看来，南明武装简直就是一道无法打破的坚冰，在这道坚冰面前，他不禁心慌气短起来。作为一个军事统帅，洪氏无疑是有才能的，他所制定的战略思想绝对正确，他的工作事实上也被证明卓有成效，但他唯独缺少成就一个成功军事家所必备的要素，这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执着追求崇高理想和既定目标的定力。正是这个弱点，使他在十六年前的辽宁松山前线，作为明军最高指挥官，经过两个多月的徘徊、犹豫之后，还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迈出了遭万人唾骂的可耻一步，投降当时的敌方后金政权；现在，历史又恐怖地重演了：退却绝不可能，前进又毫无把握，与其冒险重蹈松山兵败的覆辙，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仅仅在得到这个消息的两天之后，六月三十日洪氏就上疏以病乞休＇269＇。李光涛先生认为这是“避难”＇270＇，洵为至言。至此，洪氏自己也十分清楚：若再次兵败，不仅乞命敌手绝无可能，清廷也岂能轻饶了他？以六十有五之年，双目几瞽之身，兢兢业业，讫讫矻矻，最终落得如此境地，何苦来着？洪承畴不禁悲从中来，“陡患危笃之疾”＇271＇，既是无可奈何的借口，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更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全身法宝，所有的信心和力量就在这一刹那间崩溃了、消失殆尽，以绝望而避难，并非言过其实。
清廷随即批准洪氏解任＇272＇，并决定“经略员缺，相应不补”＇273＇。因此，洪承畴建议将经略营制中八旗官员、甲兵、丁壮内年貌精壮、有能力买马备器者，听湖广总督、湖广巡抚和偏沅巡抚就近遇缺补用，其余人员“同职回京”，尽量使所属“各有着落”＇274＇。这完全是交待后事的口吻，时间是顺治十四年十月。满朝文武，甚至是顺治帝本人似乎也感染了洪承畴的绝望。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绝望并没有机会维持多久。就在洪承畴上奏交待后事、清廷决定不设经略的一月之前，九月二十八日“秦王已差官持书前往经略处”＇275＇，洪承畴没有收到来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的面前已经出现了孙可望这个救星，清廷更是无法得知南明内部的具体实情。一个半月之后，孙可望的信使到达准备收拾行囊的洪氏军中＇276＇，清廷立即改变决定，洪氏“留原任管事”＇277＇，统领所属官兵，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南前进，相机收取贵州。虽然洪氏所坚持的进剿云贵的三个条件最终还是实现了，但历史似乎与他开了一个不轻不重的玩笑，仅仅相差三个月，本来可以功德圆满的洪承畴却禁不住来自各方的沉重压力，在时运不济、阴差阳错的阴影中递上了以病解任的奏本，胜利的桂冠再次与他失之交臂。
至此，对洪氏“争功”之说，我觉得也靠不住。期待云贵内变，一直是洪氏希望之所在，精力专注之目标。若他再耐住性子，等待三个月，事情就完全如他所预计的一样，根本不存在争功的嫌疑。再说，他争到了什么？他可有资格争功？虽然孙可望一经投降，他立即病愈，表示要振励精神，勉图竭蹶，慎终如始，却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地位了。清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分三路进攻云贵，洪氏只是其中的一路，尚且要与宁南靖寇大将军、宗室罗托协商＇278＇，地位陡然下降。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再次乞病解任＇279＇，可见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地位还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自己的使命宣告完成，只能以体力不支这种最平常、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告退，或许带着走狗良弓之悲，但绝对不敢表露。分内之事还得勉力完成，如“为诸军任饷，十七年八月以前仍不能卸经手之责”＇280＇。可以说，这就是洪氏第二次乞病解任的内情。
对于洪承畴的乞请，清廷也没有加以挽留。洪氏乞病解任的揭帖在十月十六日到达朝廷，仅仅一周之后的二十三日，清廷即“特准解任回京调理”＇281＇，行政效率如此之高，如此不假思索，这只能证明以往的信任有加，仅仅是一种权宜，一篇迫不得已的权宜，并非真正信任无猜。敕命以来一直如梗在喉，此时洪氏自寻阶梯，正中清廷下怀。五省经略的赫赫威权，只是历史长河遇到坚强礁石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转瞬即逝，从来就不能当作铁板钉钉的真实旧事重提，更不能成为洪氏争功的砝码。顺治十六年之后洪氏地位的尴尬，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最终只能成为又老又废的闲人，凄凄惨惨死在北京，是心机过度还是被清廷无情抛弃？历史是残酷的，又是顺理成章的，这与洪承畴个人天良是否存在关系不大，倒是与他关键时刻总是不够坚定的个性大有干系。我们不可能重演历史，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的原貌，但应该追求对历史作出更合理、更接近真实的解释。当然，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而已。
原载《燕京学报》新7期（1999年）、新8期（2000年）
注释：
＇219＇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60页，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8册，A28…13，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为自陈不职请敕罢斥》。
＇220＇ 《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四月壬戌条。四川巡抚李国英奏言：“我国家兵威无敌，而小丑敢逆颜行，非兵不强，饷不足，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钝功罪之念先入于中，以致贻忧君父耳。”很显然，矛头就是针对洪氏的。
＇221＇ 《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四月己巳条。
＇222＇ 以上未指明出处者，均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50页，顺治十一年七月初二《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223＇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38页，顺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224＇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46页，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225＇ 《清世祖实录》卷89，顺治十二年二月戊午条记载顺治帝得知洪承畴此时正“在彼操练军兵，整修器械”，故取消了派驻八旗官兵驻防武昌的决定。
＇226＇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46页，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227＇ 黄榜元：《兴宁县志》卷18，《杂记·纪异》记载，顺治十一年“红寇复扰”，知县“合桂东官兵进剿，贼众乏食，尽从江西、广东散去。”这时“红寇”活动频繁，看来与李定国的军事行动有密切关系。
＇228＇ 郭岐勋：《桂东县志》卷7，《兵防志》；杨岳方：《酃县志》卷11，《事记·兵燹祥异》。
＇229＇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63页，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经略洪承畴密揭帖》，《明清档案》第25册，A25－4，同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请备战明年秋冬会剿滇黔贼寇事宜》。
＇230＇ 《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32页，顺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军前十二年分收支兵马钱粮事揭帖》。
＇231＇ 如顺治十三年南明知府郭子治等率士民投诚，洪氏十分兴奋，认为“巫夔之间耕凿久驰，竟成荒土，贼之外地无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