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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历史，一个人如果对历史并不了解，就轻率地对一段历史做出结论，并写在纸上供人阅读，那么他对自己可以说是轻率的，对于读者是不负责的。如果是为了证明某一结论而篡改历史，那就是更不应该的。
注释：
〔1〕〔7〕《路德维希·希舍尔给汉费·费兰克德报告》（前者系当时德国的华沙区总督，后者系德国的波兰总督），《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349、333页。
〔2〕（美）威廉森·默里阿伦·Ｒ．米利特：《赢者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始末》，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443页。
〔3〕《苏联驻波兰部队代表关于国家军发出反苏文件给朱可夫的报告》（1944年9月19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第261页。
〔4〕见《苏军情报员奥列格关于华沙局势的报告》，《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第284～286页。
〔5〕《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作战处关于华沙形势的情报》（1944年9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第279页。
〔6〕《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起义战况给总政治部的电话报告（节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第271页。
〔8〕关于巴黎起义的具体经过参见李兴权：《挺进巴黎》，《较量》第3期。
〔9〕（英）丘吉尔：《战争回忆录》第六十九章。
我看“《人言》事件”
？ 散 木
顷读《书屋》2004年第10期赵陵江先生的《想起了“〈人言〉事件”——一桩文坛公案之最新解读》，感到有些话要说。
诚如文章中所揭示的，原来在我们的学界里存在着一种“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的不良学风，也即简单的“政治正确性”的以人划线，于是，它表现出来的状态则是长期充斥着追随鲁迅“站队”的习气，不过，当下，这种学风和习气恐怕已经式微，相反，倒是“逆站队”成了时尚，换句话说，就是老人家曾经说过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它们都是跟风式的“人来疯”。
“《人言》事件”中的鲁迅以及邵洵美、章克标，将之置于当下的言说论场，由于冲淡了历史时光的峻急，本来是很可以从容论说一番的，不过，在赵先生的“最新解读”下，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澄清，似乎反而离真相愈远了。
一
鲁迅1934年1月31日为日本《改造》杂志作《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文中分述“火”、“王道”、“监狱”，以之“讥评中国、日本、满洲的”。《改造》于三月号发表后（可能会提前出版），鲁迅随即在邵洵美和林语堂、章克标所编的《人言》杂志上发现：该刊“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来，译者算是只译了其中的一篇《谈监狱》”，更妙的是在刊登时还有“译者”的“附白”和“识”，以及“编者”的“注”，其中鲁迅认为最“恶辣”的是这几句居心叵测的话：“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又说：这是“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而鲁迅的文章，是“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鲁迅似乎深谙其中的“杀机”，他说：“这编者的‘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话，是和译者的‘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相应的；而且提出‘军事裁判’来，也是作者极高的手笔，其中含着甚深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准风月谈·后记》）
《人言》上的“杀机”，鲁迅疑为“邵家将”所为，比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后来《人言》内部发生分裂，林语堂退出，另辟《论语》，所以这里没有林语堂什么事），鲁迅还以为“邵家将”中“章克标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信）。赵先生认为《谈监狱》的“译者”即“井上”是鲁迅故意搞出来的，甚至还说章克标等节译鲁迅的文章（所谓“传统说法”）“实在是一个愚人节式的童话”，可惜他没有任何实证的材料能够证明，有的只是他“最新解读”的臆测。其实，他只要翻翻“据说现今仍然在世的”章克标的回忆录，如《世纪挥手》、《九十自述》等，就不会下此结论了。在这两本书中，章自称是自己翻译了鲁迅的《谈监狱》，而其动机又“原不过想借重鲁迅大名来为刊物招揽几个读者”，如此说来，所谓“最新解读”就禁不住一问了。
章克标是译者和“附白”者，邵洵美为加注者（即“郭明”），后者却被鲁迅疑为章氏之笔，章在回忆录中大呼其冤，并说“想不到他的这种怨忿是如此之深，甚至于要向郑振铎去申诉，但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向夏（丏）尊、章锡琛这几位他的绍兴同乡去谈谈呢，这两位同我见面的机会要比郑振铎多得多”。可见事之确凿无疑。
二
鲁迅为什么会对这篇译作的点评反应如此强烈？除了鲁迅性格本身中多疑的成分（当然合不合理要另外说），这还要从他此前所遭受到的“汉奸”的冷箭谈起。有些时候，隔开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是不太容易掂量出原来的历史分量的，比如赵先生以为《人言》对鲁迅并不构成“隐含杀机”。
《人言》发表鲁迅的译作，或者如赵先生和章先生所称，不过是意在“找茬”，或“借重鲁迅大名来为刊物招揽几个读者”，后果则不能全凭“动机”出发。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呢？
鲁迅曾痛慨“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1934年6月2日致曹聚仁信）。他还慨然：“对于论敌，当和苏俄绝交时，就说他得着卢布，抗日的时候，则说是在将中国的秘密向日本卖钱。”（《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特别是他和内山先生的友谊，由内山系“日本特务”的谣言导致他自己也成了“汉奸”，“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1933年9月29日致山本初枝信）。此外，鲁迅又触怅于纷至沓来的谣诼，“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信）。他甚至揣测说：“然而变迁至速，不必一二年，则谁为汉奸，便可一目了然矣。”（6月2日致曹聚仁信）鲁迅虽然不屑于谣言，但大概是为了不给敌人以口实，同时考虑到“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难免受制于日军当局，否则‘非国民’三字的罪名会加在他的头上”，所以鲁迅去世前曾准备另觅住处，离开“日本人居住的虹口势力范围”，拟迁至旧法租界去（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其实，就是鲁迅死后，所谓“汉奸”等谣诼也一直跟随着他。1944年10月，战时陪都的重庆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国民党特务欲加破坏——“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