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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一吻不是包含了巨大的同情吗？
按照一般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转变是由于他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实际上，他的转变更是缘于农奴制改革。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下，宣布废除农奴制，此后又相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财政改革、教育改革、地方自治和司法改革等。这场资产阶级的改良加速了俄国经济的发展，“在俄国，农奴制崩溃以后，城市的发展、工厂的增加、铁路的修建越来越快了。农奴制的俄国被资本主义的俄国代替了”（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第18卷，第10页）。但此时的俄罗斯，改革已不能满足民粹派对社会平等的要求，他们认为，农奴制改革只是一场掠夺式的改革，远未解决实质正义和社会平等。一批年轻的平民革命者更是采取了爆炸、刺杀等恐怖手段，试图动摇沙皇政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尽管社会仍然存在着非正义和不平等（他仍然关注着这一点），但广大农民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具有了最低限度的个人权利，地主再也不得随意处置和买卖农民，俄罗斯社会最大的非正义已经解决。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已经不是沙皇政权，而是“从革命中产生的魔鬼”。在绝对的自由与绝对的正义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了前者。他不能赞同别林斯基的话：“社会永远是正当的，并且凌驾于个人之上。”但如果说，别林斯基那一代理性主义者给后世带来了灾难，他们至少还表现出高贵无私的品质；而在1861年以后，在绝对正义的口号下，某些民粹革命者的集权野心和残暴行为，就已经威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珍视的个人精神自由。这就是作家后期转向斯拉夫主义、提倡宗教宽容和博爱的根本原因。正如宗教大法官的隐喻，在沙皇制度下是丧失自由的问题，在新的集权统治下则是丧失对自由的欲求的问题。
有两种情感，一种是追求平等的情感，另一种是追求自由的情感。这两种激情都深深地存在于俄罗斯人心中。如果说别林斯基更偏重于平等，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偏重于自由。而昆德拉的误解就在于，他混淆了这两种情感的区别，也混淆了理性激情与宗教情感的区别。
相比之下，布罗茨基对昆德拉的误解则要小得多，但也更重要得多。这就是说，他没有同样划分“理性的等级”。按照迄今为止某种含混的说法，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凡基于“我思”的观念，都属于一个被称为理性的东西。但实际上，围绕着人的理性是无限还是有限，西方理性是向着两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是欧陆的理性主义，奉行理性至上，和谐与必然是这一理性的形上核心。理性主义认为，世界存在一个和谐的终极目的，人类理性可以通过对必然性规律的掌握，经由人的历史行为达到这一目的，自由则是对这一必然的认识。在此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完成这个宏大使命，命定落在某个特殊的民族、阶级或国家肩上。而且，由于所有的价值都是和谐一致的，只要很好地组织社会，各种人类问题都能获致最终的解决。显然，这种浪漫理性更容易被滥用，演变成以自己或集团的欲求为目的，以他人为手段，使人的解放变成人的奴役。
另一个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美国的宪法制定者，大都属于这一派。经验主义认为，世界不是终极和谐的，理性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不同的真理之间可能互相冲突，我们只能在诸多真理之间加以选择和转换。所以，经验理性一般不谈形而上问题，也不谈终极价值和目的，而是从事实和常识出发，认为追求幸福才是自由的基础，奉行快乐即善，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同时又注意均衡和制约。这一派理性把社会看成是自发状态，怀疑人性的至善，也不相信任何美好社会的许诺，尤其是压制个人自由的制度安排。思想家伯林就说过：“强迫经验自我去合于哪怕是正确的社会模式，都不是解放，而是暴政。”由于他们总是站在常识立场上思考问题，反对权威和体系，其思想往往是片断的。这种理性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社会实践中却证明更符合人性。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昆德拉也曾迷恋过浪漫理性，在早期作品中也曾欢欣鼓舞地迎接过新时代的到来，但在经历了布拉格之春后，他感受到俄罗斯人的非理性重负，想要重新发现十八世纪西方的理性精神，那就是“理性和怀疑的精神、游戏的精神以及人事的相对性”。在其文论中，昆德拉总是强调世界的多元和相对，事物的不确定性，称自己是“这个陷入极端政治化的世界中的快乐主义者”，并从美学上对极权思维作了批判。对于历史必然论引领下的革命和乌托邦理想，他把它归于人类的一种形而上激情，一种追求“不朽”的抒情主义，即对价值或意义的迷思，并用源于德国的一个词“刻奇”（Kitsch）来指称它。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只是极权国家的精神特征，而是人类的普遍特征，如贝多芬“必定如此”的音乐，欧洲诗歌的抒情传统，已经有着这种排斥经验生活，排斥“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的绝对激情。与诗歌相比，小说的精神则是复杂、不确定性，它与极权的绝对思维决不相容。昆德拉的小说是幻灭的，人物往往表现出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充满对价值或意义的解构。由此看来，昆德拉实际上是从经验理性出发，去反对浪漫理性的迷狂，“存在的被遗忘”。从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的布罗茨基，反对的其实也都是这一理性。
由于没有分清两种理性，因此当布罗茨基指责昆德拉时，也像昆德拉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瞄准对方的箭矢最终却射向同一个靶子，仍然陷入不是理性就是感情的二元思维，简化了欧洲文明的概念。
理性永远不能穷尽大千生活和人的心灵本身，对此的迷恋只会导致情感的失序。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昆德拉感受到了。仅以追求自由而言，昆德拉所信奉的东西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差别并非想象的那样大，他们都认为自由高于平等。洛克认为，自由是源于对幸福的追求，但其自然法理论也预设了神的存在。阿克顿也说过：“没有任何国家在缺乏宗教的状态下是自由的。宗教产生并增强人们的责任意识。如果人们不是被责任所守护，他们必定被担惊受怕所包围。他们越是担惊受怕，他们就越不自由。”但是，由于后期自由主义（包括昆德拉）不再强调这一神学根据，所以也不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自由，而是着眼于实际功利，把自由仅仅看成是一种权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以及昆德拉的同胞哈维尔则认为，自由是源于上帝和灵魂不死，它是一种等同生命的价值。正是由于此，被压迫者才得以永远居于道德的高度，维系着这样的信念：追求自由是被压迫者的特权。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假如没有不朽的观念，宗教大法官就是公正的，只需要面包的生存权就无法驳斥，而“不自由，毋宁死”便是一句夸张的情感修辞，一个“刻奇”的姿态。
当人类思索时，上帝并不发笑，而是悲伤。
莎乐美：历史和艺术
？ 余凤高
《圣经》的“马可福音”和其他多处都记述这样一个故事：
……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都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她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她就出去，对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她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她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她母亲。……
传统认为《圣经》不过是一部为宣传教旨而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