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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升降之一会矣。”〔7〕顾炎武生当天崩地解之际，他是很清楚明末的“臣节”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想尽了办法，但那办法几乎都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朱元璋父子为后代的子孙竖了一个摧折臣子的样板，方孝孺则为后代士大夫竖了一个“售直取名”的样板。皇帝的权威越来越严厉，士大夫的“气节”越来越“刚直”，但这两点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维持封建帝国的治安的。终明之世，能称得上治世能臣的只有一个张居正，而他死后下场之惨又给了士大夫一个反面的教训。这在历朝历代也是少有的。
到了最后，崇祯皇帝面对山穷水尽的困境，叹道：“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他这时总算明白，大明的江山不能只凭借着皇帝的“英明”就能生存，还需要“能臣”的维持；但他却至死也不肯承认，这些亡国之臣就是他们列祖列宗的“养士”之风养出来的。
后人追究明亡的责任，皇帝昏暴，阉竖擅权，自是一端，但作为封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的责任呢，如果我们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来检讨一下士大夫们的所作所为，其虚矫，其狂躁，其轻脱，其空疏，其门户，又无一不牵动着明朝的国运、黎民的性命。
当然，贤士大夫，亦即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没有被暴虐的封建统治者制服，但他们的顽强生命力并不在于姜埰一流的“以矫情苟难为道”的虚矫习气，而在于对自己的反省和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方面始终没有间断，如文坛上性灵说的提倡，对下层市民的发自性情的“忠义”（这忠义有时就表现为“造反”）的鼓吹，在野士大夫东林党人的讲学等等，但总的清算却是在明朝灭亡之后。明代的灭亡和异族的统治，对于被理学熏陶透了的士大夫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解。国亡了，君无了，再也没有朝廷的纷争，再也没有什么忠奸正邪之辨，士大夫阵营明确地分为两个阵营，或是去趋附侍奉异族的新主子，或是埋首蓬蒿去做草野遗民。在大局已定、兴复无望之后，艰难困危的恶劣情势，使得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跳出了昔日忠一姓之君、报一君之国的局限，开始从“天下民生”的大范围来思考了。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由此而产生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程度不同地对封建专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明代士大夫自身的反省。
有意思的是，明亡之后，一大批视名节如性命的士大夫却偏偏忘记了名节！作为异族统治者的满清贵族，为了“统一”中国，屠杀汉人的残酷是前所未有的，剃发易服以根绝汉族反抗意识的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兵尘未定，当时的江左士林领袖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都“被迫”地做了满族人的新贵。后人对黄宗羲的“晚节”也颇有微辞，因为他的《明夷待访录》是为“后王”作法；顾炎武“行己有耻”，节操凛然，但他不能禁止自己的外甥去做异族统治者的大官；就是以《南山集》案而著名的戴名世，也当过清政权的翰林；而那个流放宁古塔的江南才子吴兆骞，是因为想挤进清政权的科举而犯的案，说难听些，他的倒霉就是为了想做满人的奴才。清初的遗民最多只能保证自己一代不仕于新朝，对于第二代的出仕都不干涉，遑论“九族”“十族”！面对本族统治者的淫威确实是宁死不屈，可是为什么对异族政权却不肯以死自矢了呢？“父母之仇”不能“共天下”的圣训忘了么？国恨家仇这么快地就在士大夫中“消解”了，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皇帝统治艺术的高超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士大夫在“气节”问题上转向，是不是也有自身的原因呢？至于其中的孰是孰非，那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但这已经不是本题目所能包括的了。
注释：
〔1〕奇怪的是，明朝已亡，福王在南京成立了小朝廷。祁彪佳奏革诏狱、缉事、廷杖三弊政，仍不为采用，也算是死不改悔了（见查伊璜《鲁春秋·监国纪》）。
〔2〕《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嘉靖十五年，用丰坊言，尊献帝为睿宗，祔太庙。
〔3〕《明史·礼志二》。
〔4〕有名的“洗鸟御史”就是明人的杰作，它使得前朝的洗足、尝痈、捧靴全部相形见绌；而当朝一品竟用向皇上献春宫画及春药以固宠，也是前无古人的。
〔5〕《明史·赵用贤传》。
〔6〕廷杖时，执刑者可以因贿而轻重之，无钱的清官死的机会就更多一些了。
〔7〕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条。有趣的是，南明小朝廷一面不肯废除廷杖，一面却“补谥”历朝“忠臣”，其中自然包括被杖而死的诸位（至于被皇上灭了十族的方孝孺，则得了最令人歆羡的“文正”）树立样板，供人学习，准备为皇上做杖底游魂，直到灭九族而不悔。明朝皇帝之暴可及，其昏则真不可及（参见《明季南略》卷五）。
从“糖醋活鱼”到道光皇帝
？ 板儿爷
记得十几年前听过一个相声，叫“糖醋活鱼”。在那时，相声创作也是很讲究“主题先行”的，这段相声的主题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世界第一。但这文化的代表作却是一盘开了膛，破了肚，进了热油锅，再浇上糖醋汁，居然还能瞪着可怜的眼睛大喘气的一条鱼，则很让人不可理解。我不知道这个段子是哪位先生写了，只记得从电视里看着侯跃文的表演，也很替他难过，因为他确实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毫无后来那些明星偷工减料的手脚。他真想逗人乐，急得都冒汗了，但却实在是让人笑不出来。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丝对作者不敬的揣测：这位先生是不是要把小侯先生也“糖醋”了？
但“糖醋活鱼”这个段子还是很有意义的。那意义就是让国人知道自己的祖宗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种“文化”——“糖醋活鱼文化”。
现在时兴“寻根”。那么“糖醋活鱼文化”的根在哪里，我们试着寻一寻。记得有一则笔记与此类似。那是清朝的事，说山东某地有一家饭馆，叫“十里香”，专卖“水煮活驴”，生意极好。水煮活驴当然不是把整头驴放在锅里煮，不但没有那么大的锅，也没有活煮的趣味。掌柜的做法是，在地上钉四根木桩，把一头活驴四脚拴上，客人来了，一锅清水烧开，问客人想吃哪一块，要哪块割哪块，当时就煮，这边客人吃着，那边驴在叫着。谁都知道驴的叫声不好听——现在有人嫌某歌星的献艺状态不佳，就往往用驴鸣来比喻其歌声，而被凌迟的驴的叫声尤其难听。可是在正品尝驴肉的客人听来，这惨叫却无异于丝竹之音，一边听着一边吃才够味儿。为什么呢？正是一边择着鱼刺一边欣赏鱼的挣扎的同一心理作用。这一美食还有一种山西版，地方是太原的晋祠，时间是清朝的乾隆年，它的特色是先把驴灌醉，再用滚开的水把它的毛褪净，然后再用快刀零割，相比之下，这比圣人老家的吃法“文明”了一些，但最后的效果即在客人品味着驴肉的时候驴尚未死，则是一样的。
这种文化当然不能让北方专美，江南人不吃驴，爱吃鸭子，就在江南本色上动起脑筋。那方法是在地上挖出一个坑，上面盖一块铁板，周围圈以栅栏。入选的鸭子被放在栅栏之内，开始还学着大官一摇一晃地闲庭信步，渐渐地就觉出不自在了，因为铁板之下已经点起了微火，鸭大人有些燥热，又有些干渴。但旁边就放着一碟一碗的饮料，调着姜汁的酱油，或者加了海鲜的醋之类。鸭子喝了几口，开始还以为这是对它的特别优待，后来是越喝越渴，而且脚底下已经从北方的热炕头变成广东的铁板烧了。据说，鸭子为了抗拒脚下的痛苦，就要调动全身的精华到脚下，然后一面呷着饮料一边在铁板上急剧地绕圈子，那姿态可以从电影中常常看到的吃了败仗的军长师长，或者是东窗事发的省长市长在客厅里一边抽烟一边转圈子的表演中得到印证。不知道鸭大人喝了多少酱醋，转了多少圈子，最后的结果是它变成了一块又肥又嫩、汁浓味美的烤鸭肉。鹅鸭同类，所以此法对于爱吃鹅的人也可通用，据说那鹅在将死的时候，身体只剩下了皮骨，全身的精华都集中到变得如扇子一般大的鹅掌上。
这种烤活鸭与糖醋活鱼相比，不足之处是品尝其肉的时候不能兼赏其挣扎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