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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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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① 《晋书·惠帝纪》。
  ② 《晋书·张华传》。
  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①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
  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①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① 《晋书·刘弘传》。
  ① 《晋书·华轶传》。
  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彛柿斓牧髅衿鹨寰季荨M醵丶炊教召⒅芊玫冉鞫艔|。
  时荆州刺史周f 被杜彛Юг谘八恰L召┣簿髦艔|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彛赜陕铰吠迪洳R虼寺示妨芯缫梗谖洳芪穹吕础6艔|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彛芫巳氤ど场M醵丶幢硖召┪下N尽⒕V荽淌贰
  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彛怀桑搅荨=ㄐ巳辏315)杜彛鹨逯沼诒惶召┱蜓瓜氯ァU馐保そ嫌蔚木!⑾妗⒔戎菀言谕醵乜刂浦隆K韭眍8罹萁系男问埔殉伞T谡飧龉讨校召┪抟墒瞧鹆酥匾饔谩U碧召┏斐咀急父熬V萆先问保怀觥敖仆盟溃吖放搿钡木删缬衷谒砩现匮荨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彛嗖慷藕胗胛论康日季莨阒荨N盘召┙粒藕肫笸祭谜┙低迪L召┦镀破湔急枵螅痪俳藕牖骼!!爸罱郧氤耸せ魑论浚毁┬υ唬骸嵬阎问虑脖缓阶宰愣!本挂环庑沤论肯排堋L召┧旖莨阒荨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似孔明”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①,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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