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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荣子怀明”、“庆子从弟法系”等人的传记。这种家传的传记形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崇尚家族之史和谱系之学在历史编撰上的反映。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说明他的家族地位的显赫。沈约为《宋书》确定“立传之方”，这是主要的一点。《宋书》的类传首创《孝义传》，标榜“孝行”、“孝廉”。《孝义传》的序和后论说：“夫仁义者，合君亲之至理，实忠孝之所资”，“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这里表面是讲忠、孝，但《宋书·孝义传》本身却是撇开了“忠”而大讲“孝义”。这一方面反映出来在门阀地主统治时代，门阀家族的利益往往是摆在皇室利益之上；另一① 《宋书》卷3《武帝纪下》后论。
方面，魏晋以来，“禅代”频繁，统治者讳言其“忠”而提倡“以孝治天下”，《孝义传》正是继承了这种遗风。即使如此，沈约站在门阀地主的立场上，对于忠义之风的衰败也发出了感叹，《孝义传》后论末了说，“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立孝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可以说，这是沈约不自觉地揭露了门阀地主提倡忠孝的虚伪。《宋书》作者蔑视北魏皇朝，为它立《索虏传》，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民族观和正统观，及作者的时代局限。但《索虏传》记载了北魏史事以及南北间的战争、通好、互市，大致写出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其后论，还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反映了作者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视。以上这几点，是《宋书》列传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宋书》的志比起《宋书》的传，在史学上的价值要突出一些，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继司马彪《续汉书》志之后的重要撰述。《宋书》志包含律历三卷、礼五卷、乐四卷、天文四卷、符瑞三卷、五行五卷、州郡四卷、百官二卷，共八篇三十卷。志之首有《志序》一篇，略述志的由来和演变，交代《宋书》志之所本及补撰的情况，反映了6 世纪初中国史家对于制度史撰述的重要性已逐步发展到具有一定的总结性的理论认识。《志序》最后写道：“＇宋＇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书》志跟司马彪《续汉书》志以至《史记》八书、《汉书》十志的联系，反映了作者贯穿古今的自觉要求和撰述思想。其《律历志》、《礼志》、《天文志》、《五行志》、《州郡志》，都叙自曹魏；《乐志》从秦汉讲起；《符瑞志》为其首创，上溯于上古；《百官志》通叙秦汉魏晋至刘宋官制沿革流变。这样，它基本上弥补了陈寿《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和当时诸家晋史尚无定本的不足，因而受到后人的重视和好评。宋人叶适评论说：“迁、固为书志，论述前代旧章以经纬当世，而汉事自多阙略。蔡邕、胡广始有纂辑，陈寿、蔚宗废不复著。至沈约比次汉魏以来，最为详悉，唐人取之以补《晋记》，然后历代故实可得而推。”①近人余嘉锡称赞《宋书》志的撰述方法是“史家之良规”②。
具体说来，《宋书》志包含不少具有科学史价值、社会史价值的记载。
它的《律历志》详细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以及祖冲之同戴法兴的长篇论难，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的宝贵文献。《乐志》以“乐随世改”的撰述思想，叙述了歌舞乐器的起源和演变，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一些乐章、歌词、舞曲，有独创的风格，为前史乐志所不及。《州郡志》更是一篇力作，其烦难程度如《志序》所说：“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兗，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今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它记载了汉魏以来区域建置的变① 《宋书》卷11。
① 《习学记言序目》卷31。
② 《四库提要辨证》卷3。
动，写出了东晋以后北方人口南迁的趋势和侨置郡县设置的具体情况，是反映晋宋之际人口迁移、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地理文献。其他各志，大多也写得丰满而有序。《宋书》志在文字份量上占了将近全书一半，在各“正史”中具有鲜明的特色。
《宋书》在历史思想上的突出特点，是在许多地方宣扬天命、佛教、谶语。《符瑞志》申言：“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天文志》、《五行志》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记载。《王玄谟传》记载：诵观音经千遍，即可免灾，证明佛教的灵验。前文所引“行中水，作天子”的谶语，以证萧衍即将为帝的说法，等等，反映了沈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基本倾向。天命、佛教、谶语的结合，是他的唯心史观的主要特征。
沈约同时代人中，还有不少史家：江淹、吴均、刘昭、裴子野、萧子显等，都各有撰述。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沈＇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①《宋略》已佚，北宋司马光主持撰写《资治通鉴》，采用了它的十余首史论。萧子显因所撰《南齐书》传世，得与沈约齐名，同为南朝萧梁时有影响的史家。
长于文学，拙于政事《宋书》修成之时，沈约已是花甲之年了。由于他在齐、梁“禅代”中的作用，梁武帝即位后，即任他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邑千户；他母亲被封为建昌国太夫人，“朝野以为荣”。他母亲去世时，“舆驾亲出临吊”。天监九年（510）以前，官至侍中、尚书令，领太子少傅。天监九年，转左光禄大夫，侍中、少傅如故。这是沈约在仕途上的高峰。沈约长期居于宰相位置，“有志台司”，很想更多地直接参与、掌管具体政务，旁人也认为他能够胜任，但梁武帝始终不把朝政实权交给他，只是给了他很高的虚衔。沈约要求“外出”，到地方做官，也不曾得到梁武帝的允许。他同梁武帝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使他感到抑郁。他致书同僚徐勉，请其在梁武帝面前代他“乞归老之秩”，再次遭到梁武帝的拒绝，只是给他“加鼓吹而已”。沈约在政事方面，终于无所建树。他撰有一篇《郊居赋》，说史言志，以寄情怀，长达二千余字，末了几句是：“惟以天地之恩不报，书事之官靡述；徒重于高门之地，不载于良史之笔。长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这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旧史说他“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其中自有深层的原因。
沈约在政事上的失意，并未妨碍他在诗文上的成就。梁昭明太子萧统纂辑《文选》，收入沈约各种诗、文13 首，足见其文才为时人所重视①。《梁书》说他“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又说：“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沈＇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陈朝史官姚察称赞他“高才博学，名亚迁、董”。这些评价，也都肯定了沈约在文学上的地位。沈约为谢灵运作传，录其《撰征赋》和《山居赋》，传文将近万字。此传后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反映出了沈约的文学思想。他对于骈俪之文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① 《梁书》卷30《裴子野传》。
① 见《文选》卷20、22、27、30、40、50、59。
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②他把韵文的写作，提到了文章的最高境界，而文章的内容和思想反倒被忽视了。沈约一派的文人，对中国古代韵文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但忽视文章思想内容所造成的不良文风，确也有消极的一面。唐初史家已指出这一点：“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①《文选》卷50《史论下》中选了《宋书·谢灵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