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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与裴松之同时入选的琅邪王望之、会稽谢輶都是名门望族。这一年，裴松之二十岁。
晋安帝初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强藩举兵威胁中央的战争频繁发生。隆安二年（398），裴松之的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人攻打建康。兵变失败后，庾楷投奔占据夏口的桓玄，被委任为武昌太守。庾楷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要求外甥裴松之西行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此行风险太大，迟迟不肯动身。果然不久，西部几个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犹豫未行，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年，裴松之先后担任过员外散骑侍郎和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由于他在故鄣县政绩突出，被升调回中央，改任尚书祠部郎的职务。
在尚书祠部任官期间，裴松之曾上书要求禁断私碑。东晋承汉魏余弊，官僚士人欺世盗名之风甚盛。他们生前竞相饰情标榜，死后家人竭力堆砌华文丽藻，为其铭石勒碑。裴松之是个严肃的学者。他认为，碑铭之作是为明示后人，所以传记必须与事实相符，而现在弄虚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后人没有取信的标准，掩盖了历史的真象。在揭露批判这种恶习的同时，裴松之也表露了自己对于修史和鉴别史料的某些观点。
义熙十二年（416），执掌朝政的太尉刘裕兼领司州刺史，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北伐过程中，裴松之始终总领府事，参与幕府机要。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的才干，称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一俟晋军攻占洛阳，刘裕就把他召回南方，委任为自己封国的世子洗马。这时，裴松之已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刘宋代晋以后，裴松之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冗从仆射等职。元嘉三年（426），宋文帝派遣十六人为大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归来，他将所探询的吏政民情，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这次的巡视，以裴松之的任务完成为最好，因而受到了舆论的赞扬。不久，他被升任为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赐爵西乡侯。
奉诏精注《三国志》同年，宋文帝向裴松之表露了对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不太满意。他命令裴松之广采三国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三年的精心撰作，终于在元嘉六年（429）七月写成《三国志注》。宋文帝看过后，非常高兴，称赞他说：“你作成了一件不朽的事业。”这一年，裴松之五十八岁。
裴松之随注书呈给宋文帝一份《上三国志注表》，这是他对注书工作的总结。首先，裴松之肯定了陈寿的著作。认为它叙事清晰，取材审正，是当时的一部“嘉史”。同时，他指出陈书有过于简略、以至脱漏很多重要史实的缺陷。最后，裴松之陈述了自己作注的指导思想，并把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类型。
“补阙”是裴松之注书的重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凡陈书所不记载的，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补阙大致分两个方面。第一，对于陈书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书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书“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联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三百三十字。这样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陈寿对于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王弼的生平记载也过于疏略，只在《钟会传》后附记“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裴松之为王弼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补充了七百五十余字。此外，《三国志》对西北及西方各族、各国的情况也未作专篇叙述，仅于《乌丸传》、《鲜卑传》等文中略作交待。裴注则引《魏略》对氐、匈奴、羌、西域各国、大秦及大秦属国予以重点叙述，其中关于大秦的地理、交通、风俗、物产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瞻。在这方面的注文中，裴松之有时还说明补充材料的理由，如《王粲附吴质传》注引《魏略》之《魏太子与吴质书》后，写道：“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又在《傅嘏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前讲：“《战略》载嘏此对，详于本传，今悉载之，以尽其意。”第二，对于陈寿记载遗漏的地方，裴松之也搜集资料，给予添补。《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条下，裴注增加一个“令”（后人题称为《让县自明本志令》）。在此令中，曹操叙述了他五十五岁以前生平抱负的变化，是曹操一篇很重要的自传。在《武帝纪》末，裴松之注引《魏书》、《傅子》诸书，综述曹操的为人，并补充了曹操援剑割发、多疑滥杀、生性节俭等方面的史实，都为后人研究曹操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马钧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科技发明家，陈书对马钧其人其事，只字未提。裴松之除在《明帝纪》注引《魏略》中述其制作外，还在《杜夔传》注引傅玄序文，将马钧生平事迹及其创造发明，用洋洋一千二百余字叙述清楚，遂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免遭淹没无闻的悲剧。《孙皓传》注中所引《晋阳秋》，讲到孙皓降于王濬，“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这是吴亡时全面情况，是研究经济史难得的宝贵数字。
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对立的记载。
经过比较鉴别，对于这类文字，能够作出判断的，裴松之都写出结论，但对那些不易判断谁是谁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入，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判，这就是“备异”。在封建官僚中，能有这种实事求是学风的人还是不多的。裴松之喜欢用“未详”、“未详孰是”、“未知何者为误”等案语处理备异类材料。如《武帝纪》注引郭颁《魏晋世语》所载魏讽事迹后，写道：“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而此云沛人，未详。”《荀攸传》载袁绍有个大将韩■，裴松之案：“诸书韩■或作韩猛，或云韩若，未详孰是。”《张邈传》注引《献帝春秋》后讲：“案本传邈诣术，未至而死，而此云谏称尊号，未详孰是。”《高柔传》载高干为高柔从兄，裴松之案曰：“《陈留耆旧传》及谢承《（后汉）书》，干应为柔从兄；未知何者为误。”裴松之对备异类材料有时加的是“与本传不同”或“与本传违”等案语。此外，裴松之还把大致同意某一种说法，但又把握不大的材料归入备异类。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先破（曹）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诸葛恪入宫前与滕胤问答之辞，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引孙盛之语说明自己的观点：“《吴历》为长。”
所谓“惩妄”，是指对陈书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松之引举事实所进行的纠谬。“惩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书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战前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彧传》中找出“十万之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明帝纪》载魏明帝死年三十六，裴注批驳说：“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为三十五，不得三十六也。”《向朗传》记载：“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裴松之反对说：“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误也。”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裴松之的“论辩”包括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松之于补充史实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