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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耻辱。可以说这种企图让人一次犯罪便永远洗刷不掉罪名的恶劣行径，是把一大批人逼向起义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酷刑不但是肉体的，而且是精神的。精神酷刑包括恐惧、丧失知觉、洗脑等等。专制国家最普遍使用的就是精神酷刑。无论是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在广场的火刑柱上把异端付诸一炬，还是中国古代在刑场上对犯人进行公开的斩首、腰斩、凌迟，实质上都是对围观者的精神酷刑。
恐惧的力量是巨大的。恐惧感能够摧毁人的全部自信，从而摧毁人的全部尊严。一个人因为恐惧而服从，意味着独立意志的彻底丧失。而精神酷刑的目的，正在于使人彻底泯灭自己的人格，彻底泯灭自己的自我意识，接受施刑者的精神控制，也就是把人变成非人。在《1984》中奥威尔描写了秘密警察奥勃良审判温斯顿的整个过程——审判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温斯顿杀死自己的灵魂，成为这个老大哥统治下的帝国的一具行尸走肉。而最后彻底摧毁温斯顿意志的是一群笼子里的小老鼠。温斯顿被绑在一把椅子上，脑袋被卡住。奥勃良对他说：“……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各有不能忍受的事情……对你来说，老鼠无法忍受。这是你所无法抗拒的一种压力形式，哪怕你想抵抗也不行。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接着，他把铁笼凑近温斯顿，温斯顿“刹那间丧失了神志，成了一头尖叫的畜生。但是他抱住一个念头，终于在黑暗中挣扎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自己。那就是必须在他和老鼠之间插进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身体来挡开”。于是他拼命大叫：“咬裘莉亚！咬裘莉亚！别咬我！裘莉亚！你们怎样咬她都行，把她的脸咬下来，啃她的骨头。别咬我！裘莉亚！别咬我！”裘莉亚是温斯顿山盟海誓的情人，又是他同仇敌忾的同志。当温斯顿发出尖叫的那一刻，他便彻底丧失了自己，丧失了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一切独立意识、作为一个反抗者最基本的一切精神了。《1984》的最后一句话充满了无边的绝望，作者写道：“他（指温斯顿）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精神酷刑的威力是极其巨大的，它将把人的思想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改造，造成一个人的思想代替千万人的思想的局面。
酷刑从肉体到精神，体现出酷刑的隐匿化与全面化。肉体的酷刑针对的是人的身体，即使肉体酷刑在公众场合施行，旨在造成公众的心理恐惧，它最多也就是使人们认识到统治者的统治底线，例如欧洲中世纪对宗教异端的火刑，公开的烧死就是为了警戒人们有异端言行的下场。事实上这不能造成广泛的恐惧。真正造成广泛的恐惧的是洗脑与思想改造运动，因为这将迫使每一个无辜的人表态。而广泛的精神酷刑的精要在于，每一个人都被先定地认为是不纯洁的，甚至是有罪的，因此必须改造，通过改造成为既定的思想体系的信奉者，成为国家机器的自觉工具。精神酷刑的主要手段并不在肉体摧残，虽然它不乏肉体摧残。它可以没有车裂凌迟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它的过程见不到刑场的血与广场的火，因此仿佛更加“文明”一些，但是在告密像蔓草一样疯长的环境里，恐惧才真是无孔不入，才真正对人的精神、意志、人格、尊严造成致命的威胁。正因如此，精神酷刑滥行的时代，才有那么多人不堪折磨，以投湖、上吊、跳楼等各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以生命的结束解脱精神酷刑的折磨。
文明的发展似乎并不能有效地捍卫人的尊严的底线，无论如何灿烂的文明下面，一股野蛮的潜流一直在流淌。我们必须对这一潜流加以万分的警惕。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罗斯福便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一项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酷刑无论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无一例外地在竭尽所能地制造恐惧，通过恐惧去摧毁个体的尊严与人格，从而达到统治、审讯等目的。因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以任何名义，酷刑都是非法的、不义的。正如国际特赦组织在1984年大会上所宣称的：“没有什么例外情况可以使酷刑成为一种正义的行为，无论是战争状态，还是战争威胁；无论是内部的政治动荡，还是任何公共的紧急事件。”
（＇美＇布瑞安·伊恩斯著、李晓东译：《人类酷刑史》，李晓东译，时代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１〕鲁迅：《洋服的没落》，见《鲁迅全集》第二卷，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５１０页。
〔２〕吴思：《刘瑾潜流》，见《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９～７０页。
断头女王：玛丽·斯图亚特
——读《为爱疯狂：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传》
？ 吴蓉晖
一
一个女王，在政治上几乎毫无建树，简直乏善可陈，却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作家创作的源泉，就好像她天生就是要作为一个戏剧人物，以激情瞬间燃烧而发出的耀眼光芒，惊诸世人，而那个甫一出生就加诸其身的尊贵称号——苏格兰女王——倒显得不过是为她的传奇一生再添一笔浓墨重彩罢了。
的确，她身上包含太多的戏剧因素：有人说她是杀人犯，有人说她是殉难者，有人说她是愚蠢的阴谋家，有人说她是圣洁的恋爱者。非有斯蒂芬·茨威格这样的传记大家，就不能以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详加考订的史料证据、洞微烛幽的心理分析、形神必备的生花妙笔，还原那个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悲剧女王来。茨威格在这部传记中再一次完美地展现了他善于把握时代风云，准确拿捏人物内心世界，并将两者巧妙融合的大师风范。
这个悲剧女王就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她享国日短，半生囚禁，最后深陷阴谋，殒命刑场。她是那种把真正的人生精华在短暂中迸发出来的罕见女性，那种如电光火石般耀眼闪亮却转瞬即逝的女性。她的一生恰似三部曲：序曲如正声雅乐，轻吞慢吐，备极曼妙；中部节奏突变，急管繁弦，穿云裂石；尾声低回百转，余音渐歇，弦断曲终，戛然而止。
这是一个复杂的人，因为她必须因其高贵的血统和天赋的使命，在名利场和政治秀中，或游刃有余或勉为其难地出入其间；必须对钩心斗角和阴谋诡计的生活习以为常，见怪不惊；必须强打精神和心怀不满、桀骜不驯的贵族巧妙周旋；必须小心翼翼和居心叵测、反复无常的外国势力合纵连横。
这又是一个简单的人，因为她天性善良，行事鲁莽，能文善诗，热爱生活，善于享受。而一旦春情萌动，心有所属，她身上的女性意识就如火山爆发喷薄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倒那个同样由她扮演的角色——冠冕堂皇的女王。于是她义无反顾，为爱疯狂。
因此，正如一把利剪缺了其中任何一半刀片就不再成其为剪刀一样，不从国王和女性这两个基本点出发就无法理解玛丽的跌宕命运，无法理解她命运中所蕴涵的悲剧意味。茨威格版的女王传记之所以在层出不穷、浩如烟海的同一主题的研究、评论、传记、戏剧、小说中脱颖而出，正是茨威格这支辣笔异常敏锐地抓住了玛丽终生扮演的两大角色——女性和国王——之间的内在紧张。这一“两位一体”的永恒矛盾又自然而然地催生了她一生中的两大主题：婚姻和政治。两对概念、四个关键词，就这么紧密地咬合在一起，它们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已经成了化合物了：女性和国王合而为一变成了“女王”，而婚姻和政治则顺理成章地演化为“政治婚姻”。
事实上，那个看起来无上高贵的女王即使加进了自由意志即自主选择，其婚姻仍旧无法摆脱活性十足的政治元素的强行化合。试图把它们分开，就像水分子借助电流固然能够分解成氢元素和氧元素一样，但分解后的水分子就不再成其为水分子了。然而，世间万物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反过来说道理同样成立，就像不冒丧失此物的风险，将水分子分解为氢、氧元素，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水分子的化学特性一样，不在必要时刻分别从女性（婚姻爱情）和国王（政治）的不同角度分析，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复杂的简单人物。而且，不考虑政治这个神秘的力量，肤浅之人在读罢传记后甚至难免掩卷遽断：这不过是一个外国版的潘金莲故事。
茨威格深明此理。在这部传记中，我们再一次领略了大师穿透表象的洞察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