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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由于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25〕
废止科举、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对帝制中国文明进行了彻底的革命。而在1905年废止科举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有一条必然的联系线索,即,废止科举先自废了传统文化的武功,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就可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横扫千年儒家。一代新学知识分子,以西方现代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为了摆脱帝制中国的专制、腐败、愚昧,提倡民主制度、科学理性、个性自由,便引进了西方现代启蒙思想。其深远影响,直比当年佛学改造中国。这不在“大历史”的宏观视野下审视,是难以想象的。在传统中国社会,科举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化制度,而中国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化与政治的一体化。所以说,废止科举废止了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废止了一种文化传统。而废止这种文化传统的痛苦,王国维那一代人已经深陷其中,且百年之后我们这一代人还没有走出。新文化运动为现代化中国准备了文化资源,同时也造成了所谓的“文化断裂”,以至于废除科举百年之后,人们越发感受到文化断裂的危机。现代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否则中国无法“现代”,而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中国又无法在文化上认同“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是痛苦的,至少中国在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重整中国文化,弥合文化断裂。然而,哪一种文化观念与价值可以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呢?启蒙曾经是一种激扬的选择,而冷静中检讨,在移植性启蒙之外,中国现代文化是否还有另一种选择,即找到一个支点,重建现代制度与文化的完整性?
注释:
〔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392页。
〔2〕《时报》1905年9月7日。
〔3〕刘大鹏著、乔志强注:《退想斋日记》,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4〕一般认为,科举始于隋朝,但也有不同意见,关键还在于人们对科举的定义的理解不同。基本有四种意见:“分科举人、考试进用”说,“以进士科设置起始为科举制起源”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说,“投牒自举”说。祖慧、龚延明在《科举制定义再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31~44页)一文中认为:“科举制作为一种取士制度,应作如下界定:设进士、明经、制科等科目招考,取士权归中央,由朝廷定专司、专官知贡举;招考面向全国开放,不限财产、门第,原则上允许平民或官员‘投牒自举’报考;地方与中央定期、定点举行二级以上考试,命题统一,‘以文取士’。据此可以判定隋朝已打开了通向科举制的大门,唐朝为科举制度完全确立的时期。”
〔5〕沈任远:《隋唐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06页。
〔6〕参见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所论,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7〕梁启超著,方志钦、刘斯奋编注:《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8〕〔10〕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59、264、34~44页。
〔9〕“……人类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正确而真诚地奉行哲学的人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某种上天所作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Thirteen
Epistles of Plato: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Notes;ed。by
L。A。Post;Oxford;1925;the Seventh Epistle;325d~326b.
〔11〕元代李世弼语,见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民国考选委员会1936年版,第384页。
〔12〕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5页。
〔13〕《资治通鉴》语。
〔14〕(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别集》卷十九《士门·科举》。
〔15〕《论学堂》,《申报》光绪廿九年正月十九日。
〔16〕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17〕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1916年2月。
〔18〕鲁迅:《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5页。
〔19〕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一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80页。
〔20〕见《死》,《且介亭杂文末篇》,《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1〕'美'林乐知:《中国教育之前途》,《万国公报》第三十九册,总24014页,华文书局影印本。
〔22〕《高考状元碑背后的科举幽魂》,《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15日。
〔23〕中国科举制对西方产生影响可追溯到十六世纪。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的《中国志》率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以后的三个世纪间,西方文献大量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并进行实地考察,直到十九世纪,英美率先效仿中国科举制建立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政府官员的“考选制”。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曾任美国联邦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坎贝尔教授来华讲学时曾说:“当我接收联合国的邀请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深感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24〕见网上多处刊载的署名文王的文章《重建科举制度的重大意义》。文中认为,走西方的道路,搞多党政治,搞投票政治,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需要从实际出发,探索一条自己的路。科举政治是取代投票政治的方案之一。重建科举制度对今天中国有重大意义:一、可以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修正中国的指导思想,引导民族魂回归,为中华民族顶天立地做准备;三、克服难以克服的全局腐败和官僚腐败。jqrh。top263/topics/1…4。htmdcqf/zhawen/html/ns000210。htm。
〔25〕萧功秦文《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见人民书城网学术理论版,wsjk/gb/paper18/6/class001800003/hwz44130。htm。
文明薄膜下的恐惧
——读《人类酷刑史》
? 陈璧生
一
翻开这本《人类酷刑史》,你会发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背后,潜行着一股何等野蛮、恐怖的逆流。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一部分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折磨另一部分人,包括斗兽、焚烤、挖心、拉长、灌水、凌迟等等,所使用的工具,包括拷刑架、镣铐、拇指夹、刑靴、刑椅等等,甚至一片木板、几根木棍、一个木枷,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施行酷刑的目的,普遍是为了逼供,有时只是为了惩戒民众,甚至仅仅是为了权力者与有闲阶级的取乐。总之,在发明折磨同类的手段与工具上,人的天才想象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舒展与发挥。
酷刑从根本上讲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甚至正义性?这是一个至今争论未休的问题。把奴隶和犯人投进罗马的斗兽场,让他们赤手空拳与野兽搏斗,然后被野兽撕成碎片,这一过程可以成为权贵们的精彩节目;在大庭广众之上把犯人身上的肌肉一刀一刀割下来,一直割到犯人死去,这种把最大的残暴、最大的苦痛暴露于最公开的阳光底下,为的是向人们做出杀鸡儆猴式的警戒;为了达到审讯的目的,用夹棍把嫌疑犯一次次夹到晕厥过去,由此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审问效果。在一些时代采用这些酷刑的时候,那时的人们都认为那样的酷刑是合理的。
对“酷刑”的定义,无论是国际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