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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陈文中第二点：“关于‘佞宋’的问题并非毛晋的故事，而是清中叶的藏书大家黄丕烈之事……”此话并不为错。黄丕烈是清代乾嘉之际著名大藏书家，杰出的校勘学家、版本学家，其人“蓄书多宋本”，可谓无人不知，故有“佞宋”之雅号。我之所以认为“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佞宋’，将其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是指长期以来，毛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即毁多于誉。如长沙名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即称，毛晋“其刻书不据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矣”。这实在是一大误会。曹之先生在《毛晋刻书功过谈》（2001年湖北编辑学会《出版科学》第四期）一文中作过分析：“毛晋刻书大多以宋本为底本，毛晋刻书底本使用古籍善本之例甚多。例如《诗外传》、《郑注尔雅》、《后村题跋》、《魏公题跋》、《芥隐笔记》、《孟东野集》、《歌诗编》、《玄英先生诗集》、《松陵集》、《花间集》、《片玉词》、《史记索隐》、《姚少监诗集》、《乐府诗集》、《吴郡志》、《杜工部集》等书，均以宋刻本作为底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严州郡斋刻本《新刊剑南诗稿》，就是当年毛晋刻《剑南诗稿》使用的底本。”毛氏在当时的条件下，校刊不精，文字多有讹脱，是不争的事实。《放翁逸稿》中就混有李纲、邓肃等人的作品，《宋名家词》中也有一些张冠李戴的现象。黄丕烈在《宋刻李群玉集跋》中曰：“毛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顾千里《陆游南唐书跋》亦云“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后人指出毛本中之错讹，不以贤者避，实为一种可取的态度，但某些“佞宋”者以“贵远贱近”的态度否定包括毛本在内的明代刻本（曹之语），则让人不可理解。所谓“佞宋”是指对宋本书的一种盲目崇拜。不过，台湾学者王曾绍先生在《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北）第九期上撰文，认为“‘佞宋’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藏书家、校勘家追求的目标，并不是什么坏事”，似又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由于拙文其本意非在讨论宋本与明本之孰优孰劣，在言及毛晋刻本时不过一笔带过，并未展开，而陈文批评说“‘将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的没有别人，也只是范泓‘自己一人’而已”，其实也是一种误读。但如果此事涉及当今“读书界、学术界的一大弊端”，则不得不作出以上解释。同时，我十分认同陈福季先生“关于毛晋、钱谦益、黄丕烈和朱彝尊等大藏书家的事迹资料不说车载斗量，可也说数量不少，不难寻觅。如不确凿，不妨多处查查，弄准确了再写不迟”这样的话，因为对于任何一位为文者而言，“率尔为文，这就难免错位嫁接，张冠李戴，远离事实”，无论如何，都是必须引以为戒的。
梁章钜并非绍兴人
？ 郭华荣
《书屋》2005年第二期刊《大清：与胥吏共天下》文尾说到“绍兴师爷”事：“嘉庆朝的绍兴人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说：‘绍兴三流行，皆名过其实。’‘绍兴三流行’指的是绍兴师爷、绍兴话、绍兴酒。实际上绍兴之外的各省都有不少学幕的，绍兴师爷相比较而言多一些倒是真的，于是人们就把师爷概称为‘绍兴师爷’了。”这里，作者张云江可能觉得梁章钜如此知晓“绍兴三流行”，梁章钜一定是绍兴人了。其实梁章钜是福建长乐人，清初徙居福州，自称福州人。字闳中、茝林，号茝邻，晚号退庵。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举人，嘉庆七年（1802年）成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及数省按察使、巡抚、总督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病辞官，专事著述。有《枢垣纪略》、《归田琐记》、《浪迹丛谈·续谈》等，而最著名的为《楹联丛话》，开楹联理论著述先河，被楹联界奉为鼻祖之作。还有与《楹联丛话》相近的《制艺丛话》、《试律丛话》，谓“梁氏三丛话”，享誉士林。特作简介，请予更正。
永远的巴金
？ 李夫泽
巴金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实践这种以“爱人”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猛烈攻击与批判不把人当人的黑暗的社会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并执着地探索着怎样才能把人变得更好，从而不断追求人性与人格的完善和完美。
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最早通过巴金的母亲撒播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母亲作为“第一位老师”从小就教他“爱一切人”：“她教我爱一切人，不管他们穷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难中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受到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部性格的根底。”〔1〕就这样，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积淀在巴金灵魂中，成了“爱人”思想的根基。此外，作为“五四产儿”的巴金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从卢梭、托尔斯泰、雨果等一批作家和思想家的言论和作品中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启发，特别是从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和著作中受到人类互助、正义、公正和自我奉献的伦理思想的影响，其中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对巴金产生的作用最大。巴金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完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从这时起，我才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2〕巴金不仅在克鲁泡特金的书中学到了正义，而且用正义把爱和恨统一起来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了他的以“爱人”为核心的伦理思想。
巴金以“爱人”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对全人类的爱，特别是对世界上的弱势群体和被压迫被侮辱者的爱与同情；二、对除了人类以外的一切生命的爱，其中包括对家中饲养的公鸡和晚年对小狗包弟的爱；三、对不把人当成人的专制体制和一切摧残爱的势力的憎恨与反抗。在“爱人”思想的指导下，半个多世纪以来巴金坚持不懈地向一切不合理的专制体制发起进攻，并憧憬一个平等自由充满爱的合理社会制度的到来：“我虽然是某个主义的信徒，但我并不是一个说教者……我不能叫已死的朋友活起来，喊着口号前进。我只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的牺牲者摆在人的面前指给他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也许有些人会憎厌地跑开，但是聪明的读者就不会从这伤痕遍体的尸首上看出来一个合理的制度的新生么？”〔3〕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在我们新中国高老太爷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4〕与此同时他还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目的是警示国人不要忘记封建专制主义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的罪恶，以及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空前灾难。
自我忏悔、追求人格的不断完善，是巴金“爱人”思想的实践。巴金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乃至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良心，他的人格及其作品成了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巴金的人格魅力更加凸显。经过“文革”磨难的巴金，不断忏悔、解剖自己，发掘出自己灵魂中的奴性给人看。他痛苦地指出：“奴隶，过去我总认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作了十年的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5〕他还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自己违心地批判胡风等人的错误，一遍又一遍地忏悔、拷问自己的灵魂：“我在我自己身上发现我大哥的毛病……在小职员汪文宣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在向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信徒吗？”〔6〕就这样巴金毫不留情地剖开自己灵魂的阴暗面，发掘出“作揖——无抵抗主义”、“忍”等奴性给人看，以净化自己的灵魂，追求人格的完善。
巴金不仅是一位文学大师，而且也是伦理型思想家，其思想的核心是“爱人”。“爱人”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伦理思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