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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末端”控制了舆论〔１９〕，然后轮番上疏，造谣指控，“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锡龙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２０〕。意思是你们搞了个“钦定逆案”打击我们，我们现在也另搞一个逆案来打倒你们！当时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王永光等人利用了皇帝的紧张情绪和多疑性格，终于制造了袁崇焕以“谋逆”罪凌迟处死，钱锡龙遭“长系”（终身关押），另一个阁臣成基命遭贬逐，又株连了许多其他人的大冤案。一度由东林党人主导的内阁因此大换班，周延儒和温体仁等则联袂入阁。就连清朝的御用文人也不禁慨叹：“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２１〕可见此案后果之严重。
即使那些名列“钦定逆案”的阉党分子，绝大部分也只是遭斥逐，他们的身家财产毫发未损，他们的“老关系”依旧遍布朝野，于是便有了继续政治活动的充足条件。以阮大铖为例，当初此人因贪图升官投靠阉党后，便报复魏大中，参劾杨涟、左光斗，是诬陷迫害东林党人的奸恶打手之一。他名列“逆案”，受到“坐徙三年，纳续为民，永不叙用”的处分。但他绝不甘心。他和左光斗是同乡，在家乡混不开局面了，便移居南京。看到东林党的后继者成立“复社”并且声势大盛，他也建立了一个“群社”，借此积累政治资本。但因名声太臭，应者寥寥，他便依仗万贯家财养了个家庭戏班子，自编自演几部戏剧，借以广交朋友，在官绅文士中多方拉拢关系，等待时机。崇祯十四年周延儒与复社达成政治交易后复出为首辅时，阮大铖看准时机，资助数万两银子供周做活动经费，又赶赴扬州与周秘密会晤，要求复出。周延儒说你是逆案中人，皇帝不会批准，这事我办不了。阮大铖便说：如果我不行，那就请起用马士英罢。马与阮是“铁杆哥们”，有“苟富贵毋相忘”的誓约，但马并未列名逆案。后来周延儒果然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埋下了甲申事变后南明小朝廷中马阮专权、乱政亡国的祸根。
像阮大铖这样名列逆案遭到贬斥但不甘寂寞，总在窥测时机蠢蠢欲动的阉党分子，南北各地都有。他们和在朝当政的阉党漏网分子声息相通，有的甚至和宫中的太监也接上了关系。此外，东林党人在天启年间英勇赴死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全国士民的敬崇，崇祯年间又获昭雪追谥，这时做一个东林党人不仅没有危险反而可以沽名钓誉，一些投机分子便钻营攀附，混迹东林，使得崇祯年间的党争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形态。黄宗羲曾分析说：“毅宗（崇祯）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者，和平之说害之也。”〔２２〕他把明朝亡国的原因说成是崇祯的用人方针有问题，但又回避了为什么“君子”老是斗不过“小人”，即“君子”本身的弱点。
且看具体事例罢。崇祯十五年，局势已十分危急，在一次讨论军国大事的御前会议上，有人提议起用西洋人汤若望制造大炮以加强军力（红衣大炮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官拜左都御史的刘宗周说：“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若望向来倡说邪教，堂堂中国，若用其小技以御敌，岂不贻笑？”崇祯反驳说：“火器是中国长技，若望也比不得外夷”（当时汤若望已在钦天监供职）。刘宗周坚持说：“若望小技何益成败？目今要慎选督抚，若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２３〕这位刘宗周是当时东林领袖人物之一，道德文章名满天下，政治上也以直言无忌著称，但他面对现实的军事政治问题，见识却是如此褊狭、迂腐！
再以东林党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文震孟为例。他任崇祯的“日讲官”时，有一次崇祯听讲坐姿不够端庄，两脚架到了椅子的横档上，他便一面讲解王者应如何注重礼仪，一面两眼死盯着皇帝的脚，迫使崇祯放下两脚端庄而坐，从此便获得了“刚严方正”的名声。崇祯八年农民军攻陷中都凤阳，文震孟上《皇陵震动疏》纵论时局，刚严方正地要求皇帝下罪己诏，得到崇祯赏识。他被提升为内阁大学士，入阁“与首辅温体仁协同办事”，也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参杂用之”了。当时的官场惯例是：新入阁的大学士通常都以名帖或礼帖向司礼、掌印等大太监致意，大太监也以名帖或礼帖回礼。文震孟“刚严方正”地不理睬这一套，拒绝和太监们交往。一些大太监主动向他送名帖示好，他也不肯回帖，说是“名帖既入，此辱岂能洗耶？”在阁臣之间，他也“刚严方正”，和别人格格不入。因此他就越来越孤立。有一回温体仁“票拟”谕旨，要将一位科道言官削籍为民，文震孟反对，温体仁坚持不改。文震孟气愤极了，朝温一揖，说道：“科道为民，极荣之事，敬谢老先生玉成之！”温体仁不动声色，第二天便参劾文震孟这句话是“悖伦灭法之语”。皇帝果然生气，降旨：“文震孟着冠带闲住去！”——入阁不到三个月就被赶走了〔２４〕。这样的君子怎能不败于小人之手呢？
在那个社会动荡，经济混乱，烽烟四起，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救亡图存已成紧迫的时代主题的崇祯一朝，东林党中的大半精英却已在天启年间横遭虐杀，剩下的领袖人物如刘宗周、文震孟、黄道周、姜曰广等，他们的操守品格、儒家学术、忠君忧国之心、疾恶如仇之情，全都极好，但却缺乏把握全局、抓住要害、随机应变、争取盟友分化对手、组织力量实施政治主张的才干，更谈不上具备顺应时代需要、变革“祖宗成法”的眼光和手腕了。后来在南明小朝廷中的史可法、瞿式耜等，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类型。拿东林党人来说，按传统儒学的标准，他们大都堪称精英甚至是“完人”。他们对国家、民族、老百姓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做人、做事、做学问讲究诚笃。他们按儒家学说的要求重“道”轻“术”，认为耍政治手腕是“小人”的专利，“君子”是不可以干的，科学技术是“小技”，商贾是下贱的“末业”，除儒学以外的任何学说都是“邪说”等等。以这样的见识、思维定势，即使人品再高尚再“诚笃”，没有“小人”作对，让他们“当国”主政，能够挽救当时的危局吗？
崇祯八年，皇帝在一次上谕中就曾指出：“近来大小臣工多营私图，罔恤民艰。”这是在斥责那些“小人”了。而“君子”呢？“廉谨者又迂阔无通论”——他承认这些“君子”廉洁而且忠谨，但只会讲些迂腐空疏的大道理却拿不出行得通的办法来。应该说，崇祯对朝廷中那些“君子”们的批评是相当准确中肯的〔２５〕。他站在皇帝的角度来考虑用人问题，除了“参杂用之”，此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中国的历史一再重复着这种大同小异的故事：开国之君很少受到儒学教条的熏染和限制，有的甚至干脆就是“无赖”，但却能开创一番局面。然后他们便尊崇儒学为惟一真理，以此培养人才加强统治，如此几百年，社会经济发展了，内外形势改变了，皇室和朝廷越来越腐败了，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了，到了这个时候却发现：由这样的体制和这一种学说所长期培育的统治集团中，却举不出一个能挽狂澜于既倒、能使现行体制自我更新以回应时代需要的人。而一个体制、一个统治阶层如果失去了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能力，那么它就命该灭亡，也只能灭亡了。东林党人的悲剧，并不在于他们是大明皇朝最忠诚的维护者却又是备受这个皇朝贬斥甚至摧残的受害者，而是在于他们由于自身的教养，只能在一套已经僵化的学说和已经僵化的制度中苦苦挣扎。因此在百孔千疮的时局面前，他们拿不出救时之策也没有救时的能力，只能成为这个皇朝的殉葬品。为此他们越是气节慷慨，越是品格高尚，越是操守冰清玉洁，他们的悲剧便越是叫人扼腕长叹。
早在崇祯朝的中叶，东林党的政治继承者复社便已登上政治舞台。复社有成形的组织，有公认的领袖，有各地分支机构，某些方面已具备了近代政党的雏形。复社成员大都是青年才俊，比东林党人思想活跃也更为务实。但他们承袭着东林党人的信念和行为准则，便和东林党人一样未能挽救明皇朝的危亡。倒是在明亡以后，他们经历着痛苦的反思，逐渐在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