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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和同情他们的普通士民都认为这就是在尽忠报国。皇帝如果因此生你的气，把你贬逐、充军甚至杀头，那你也应该无怨无悔地接受，因为你已尽到了自己对国家和皇权应尽之责，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上天会鉴谅你的孤忠，青史会留下你的英名。如果因为皇帝怨屈你，你就有权反抗，若是人人都这样干，那么神圣的皇权就无法维持，你就将违反自己的初衷，反而陷自己于不忠了。
因此，如果今天的人们认为“皇权天授”、“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之类观念陈腐愚蠢，从而把身殉这些观念的古人贬之谓“愚忠”，那就和嘲笑古人为什么不乘飞机却要坐骡车旅行一样轻浮。在四百年前满世界都是君主国或者酋长国的古代，儒家学说中关于上天、皇权、皇帝、臣僚和兆民等关系的阐述，即皇权专制制度下的民本思想、忠奸观念等等，乃是当时全世界最文明先进的学说。而东林党人正是这套理论的忠实信奉者和实践者。他们正是出于自身的信仰，出于维护大明皇朝的自觉，才一个个都义无反顾地从容赴死，但又都宁死不屈。
杨涟被诬“受贿”下狱，他在狱中写的“揭”（大约相当于“声明”）中说：“血性男子……既已不爱官、不爱生矣，前日无所不拚（指争“红丸”、争“移宫”、弹劾魏忠贤等事），今日当无所不听，辩复何为？……何以不欲辩？非不敢辩、不能辩，私心窃有自盟：我辈入告君父，出对天下，辩驳执争，只当在国家大是非、大安危，不当在一己胜负、一身利害。……若夫雷霆霜雪，莫非天恩，何不可安受？……但愿二祖十宗，实鉴此心，天下后世，共见此心，涟之愿毕矣！”他不屑为自身的清白辩护，因为向存心“污其名、陷其身”的仇敌证明自己的无辜不仅徒劳，而且有失尊严，他心里念着的是“国家大是非、大安危”。
左光斗也是如此。据方苞在《左忠毅公轶事》中记述：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听说老师在狱中遭炮烙酷刑，出五十两银子贿赂狱卒，换上掏粪工人的衣帽、背筐，手持粪铲，混入狱中。见到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辩，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耶，而汝前来！国家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生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吾今即扑杀汝！’”
杨、左等人被酷刑折磨而死的次年，有同情者为高攀龙通风报信，说缇骑已出发来逮捕他。高攀龙笑笑说，“果然来了”，饮食起居如平时。将寝时又有人来报，说缇骑快到了，于是他“从容入书斋”，写了两纸文字，又从容和夫人说了些事，然后投水自尽。他写的“遗表”说：“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他这是以国家的名义在向这种滥施酷刑辱杀大臣的做法提出抗议，又自比屈原来讥责皇帝类似昏君楚怀王。
在全国范围内斥逐捕杀东林党人以后，明朝形成了魏忠贤全面专政的局面。宫廷之内不必说了，“外廷”从内阁、六部、言官到军队和各省督抚甚至道、府、县及民间，到处都有阉党分子或特务在监控。据野史记载，京城一家茶馆里有几个百姓议论时政发发牢骚，第二天这些人就都被割掉舌头杀害了。而阉党又编了一部《三朝典要》，颠倒挺击、红丸、移宫三案的事实和是非，把“三案”统统说成是东林党的阴谋和罪状，以皇帝圣谕的名义颁发天下，企图篡改历史。士民们如果违背了这部《三朝典要》的说法，就将被视为“东林余孽”而遭到迫害。更可鄙的是，阉党更大树特树魏忠贤的权威，大搞对这个市井无赖的个人崇拜，利诱、策动、胁迫各地官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集体去叩头跪拜颂德歌功，甚至把魏忠贤比作孔子，说孔子诛杀少正卯，“魏公”诛杀东林党，是一样的有功于天下人心，因此要求把魏忠贤和孔子并列一道享祭。这类疯狂闹腾的丑剧，凸现着当时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堕落与腐败，也反衬着阉党分子们的心虚胆怯。
其实宦官弄权、专政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他们只能借用皇帝的名义狐假虎威，离开了“矫旨”的条件，魏忠贤就等于零，什么也不是了。因此，天启因贪玩落水得病身亡，无子，由皇弟继位，是为崇祯皇帝，便使局面全变。崇祯和乃兄截然相反，他是个兢兢业业、日夜勤政、多疑而刚愎自用的年轻人，遇事爱“宸衷独断”。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魏忠贤“矫旨”的可能。而崇祯做藩王时又颇受魏阉的轻慢与监控，他那王府里的管事太监就是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他进宫继位那一夜，竟自带晚餐、通宵不睡，以防有人下毒手。他即位后没花多大气力，便在短短三个月之内把魏忠贤及其死党逐一处决，并将魏阉派往全国各地监控军政的太监全部撤回，为死难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追赠封谥，又起用了一些被逐的东林党人，更定了一份“逆案”名单，把依附魏阉的数百名官僚或杀或逐或贬斥，“永不叙用”，还降旨毁掉《三朝典要》。总之，他迅速办成了东林党人多年来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称颂他“英明天纵”，指望他能成为扶危振衰的“中兴之主”。
但大明皇朝却在崇祯手里土崩瓦解，使他最终成了饮恨上吊的亡国之君。虽然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体制性的僵化、腐朽与混乱，但崇祯作为最高决策者，他因刚愎多疑举措乖张而犯下的一连串失误，无疑加速了皇朝的崩溃。而东林党及其政敌间的党争则贯穿崇祯一朝始终，无补于挽救危亡，陡然增加了政局的纷乱。
皇权专制政体中的党争，其势力消长从来都是看谁能影响、利用、左右皇帝。东林党人一味诤谏匡弼，只知道向皇帝宣讲圣贤之道，皇帝即使承认他们说得有理，也会觉得他们迂阔，也会烦他们。他们的政敌却机敏乖巧得多。这些人善于研究皇帝的个性，再投其所好，斥其所恶，从而掌握皇帝的性格弱点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崇祯是个往好处说有责任心又有主见、一心想做“明主”的皇帝，往坏处说是一个刚愎自用而又峻急多疑的独夫，在这“往好”和“往坏”之间，便要看首辅和内阁的影响与导引作用了。狡诈的温体仁正是掌握了崇祯这一性格特点。他知道皇帝不仅痛恨太监弄权，也很警惕朝臣们结党欺君，所以利用各种机会得以击败钱谦益，从此取得皇帝信任，长期专权。这便是崇祯元年著名的“枚卜”一案。当时温体仁控告钱谦益受贿纯系诬陷，但温体仁敢于冒险这样做，他是算准了东林党人将会群起而攻他的这一弱点的。而他则甘犯众怒，借此向崇祯证明：“满朝俱是谦益之党”，致使皇帝对攻温的这些人大起疑心，最后认定“温体仁也辩的是”，从此相信温是一个正派独立、只知效忠皇帝的良臣，并长期让他担任首辅〔１７〕。其实温的亲信薛国观、同伙王永光等人，都是阉党余孽。他们先后掌权，阉党分子们便有了新的保护伞。
虽然崇祯搞了一份“逆案”名单，杀、戍、斥逐了二百余人，但拟订这份名单的大臣中就有好几个阉党残余，他们千方百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阉党保存了大批骨干分子。而对于这些漏网的阉党分子来说，这份名单反而成了他们“清白”的证明，因为他们并未列名其中。这些漏网的阉党分子一旦有事便很快联合起来兴风作浪，后果最严重的事件便是制造和扩大了袁崇焕冤案。
督师辽东、曾击败努尔哈赤并使之负伤后恨恨而死、又屡败皇太极的袁崇焕，是当时杰出的良将。而性格多疑的崇祯却轻易地中了皇太极的反间之计，将袁崇焕逮捕下狱。但“上虽疑崇焕，犹未有实指，（仅）以逗留罪之”〔１８〕，就是说皇帝对袁还只是怀疑，要审查，还没有定他的罪，事情还有挽回的可能。然而吏部尚书王永光和御史袁某、史某等阉党残余，却决计利用这一事件，执意扳倒内阁大学士钱锡龙，因为崇祯“钦定逆案”时，这个工作“半为锡龙主持，奸党恨之入骨”。而希图入阁的周延儒、温体仁等，也在幕后策应，再联络宦官作内线，更“出间金数十万，飞箝上下，流言小说，造作末端”控制了舆论〔１９〕，然后轮番上疏，造谣指控，“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锡龙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