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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劾此书作者吕某“包藏祸心”，而郑贵妃的兄弟则气势汹汹反击，请求皇帝将参劾吕某的那位官员逮捕审查。万历知道此事如果闹大，对郑贵妃毕竟不利，因为她并非皇后，而这种“母仪天下”的工作，理应由皇后来做才是，轮不着她，于是采取了“大事化小”的姿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万历二十九年，皇帝生了一场大病。他在病中发觉郑贵妃并不怎么忧虑焦急，对她的感情便有所变化，再加朝臣们多年来催促他“立储”的呼声，在他生病时显得更为有理和紧迫，于是病后便降旨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当时有种种迹象表明，郑贵妃一方并不甘心，而且他们势力强大，太子方面反倒孤立无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万历三十一年冬，京城里达官贵人和皇亲国戚们的府邸门外，一夜之间同时又出现了一份“妖书”，指斥皇帝立储是迫于臣下压力“不得已而立之”，责备皇帝并没有配备应有的侍奉太子的职官，说这就是为在适当时机改立太子埋下了伏笔。而郑妃在文武官僚之中则有众多党羽，传单将这些党羽的名字和职位一一公布，又大骂首辅沈一贯“为人阴贼”，最后说，现在的形势是“厝火于积薪之下”，万分危险，要求大家提高警惕。这份传单的出现使满朝震惊，东厂的特工将这份“妖书”上奏，万历勃然大怒，除了指令东厂“多布旗校，用心密访”，又严令各省巡抚和京城里的“五城兵马司”（警察总局）等衙门“通行严捕，务在必获”，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搜捕活动。首辅沈一贯则借此机会打击包括次辅在内的政敌，唆使几个御史“风闻言事”，捕风捉影造谣诬陷，连上奏章参劾他们的政敌和“妖书”有关，致使不少无辜者被捕下狱，一些官员遭到革职，另一些官员受到监视。一时间朝野汹汹。
最后，锦衣卫终于缉获了两次“妖书”的作者及其同伙：原来是顺天府（北京）一名革去功名的秀才及其儿子，以及一个刻字匠。皇帝不相信这三个下层百姓居然如此大胆而且熟知朝廷内情，于是又是会审又是用刑，“必欲得主使奸党以正国法”。可是怎么审怎么查，也找不出他们有什么后台，这个案子纯粹是案犯们的个人行为。那么他们为什么甘冒灭门风险要这么干呢？原来，他们是受了“郑皇亲”即贵妃娘家人的迫害，因此立志要报仇雪恨。
“妖书”事件表明，普通士民们的政治同情属于太子一方，而对作威作福的郑贵妃一伙则强烈不满。他们这种政治态度，使他们在以后直接介入了东林党人进行的政治斗争，并且使明末的“党祸”具备了不同于汉、唐、宋代党争的规模和意义。而东林书院吸收一般士绅和“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们入院听讲议政，也是在有意识地向普通士民宣传他们的理念和主张，这种“唤起民众”的做法，也是前代党争中从未有过的事。
万历年间围绕着“立储”问题掀起了一系列斗争，东林党人称之谓“国本之争”，即皇位继承权之争，其实就是未来的领导权之争。东林党人都是信奉儒家学说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在一个好皇帝、一个贤首辅、一群忠良朝臣的统治下，这个国家便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皇位继承问题，对他们来说便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立嫡立长”的原则不仅符合天命伦常的宗法观念，更有太祖皇帝规定的“祖宗成法”可据。如果破坏了这个规矩，那么任何一个皇子便都有权觊觎皇位，那就国无宁日了。所以“国本”问题关系到帝国治乱兴衰的根本大计，绝不是皇帝一人的家务事。他们本着这样的信念，一个个都不顾个人荣辱，一次又一次地激烈批评、指责、恳求皇帝，以尽到他们的忠君爱国之责。因此对于东林党人而言，他们在“国本之争”中争的是原则和信念问题，但对于另外一批朝臣来说，“立储”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可供他们用来达到个人目的而加以发挥的“题目”，是一团可供捏弄成方成圆或长或短的泥巴，是官场利害之争的一系列“关节”。他们比东林党人更“现实”更乖巧也更通权变之术，所以他们往往比东林党人更容易讨得皇帝的欢心而成为最终胜利者。
万历四十二年，一个手执枣木棍的汉子突然闯进太子的住处东宫，“第一门寂然无人，第二门止两阉守之，一年七十余，一年六十余”，汉子一棍便打倒了衰老的太监，冲上了内殿的台阶，这时才被人发觉，七八个太监赶来把此人抓住了。汉子供认：名叫张差，是两名太监指使自己这么干并给了枣木棍，叫他“打进（东宫）去，撞（见）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小爷（太子），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指使他的两名太监中有一人姓郑，是贵妃的本家〔１２〕。
这个谋害太子的案件本该追究这两名太监的后台，于是主张彻查此案后台的官员和主张“张差是疯魔之人”企图为两名太监开脱的官员，为此吵得不可开交。皇帝担心此案追下去将涉及郑贵妃，便匆匆降旨将张差和两个太监处死、灭口。这件闹得朝野震动的“挺击案”便在留存着重大疑点的情况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那些主张彻查此案的官员，则被政敌扣上了“东林党”的帽子，此外还给他们起了个外号：东宫（太子）叫“大东”，“东林党”叫“小东”，意指“东林党”为太子党，想借此挑动皇帝对东林党人的不满。果然，在万历一朝的末年，东林党人多半遭贬逐，失去了左右朝政的可能。也在这段时间里，东北的努尔哈赤叛明建国，攻占抚顺，并在万历四十七年大败三路围剿的明军，近逼辽沈，严重威胁着大明帝国的安全。
在外患加剧的背景下，万历四十八年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即位称泰昌皇帝。新皇帝的皇位，可以说是不知多少“东林党人”拼掉官爵和前程才换来的，所以他即位的第二天便降旨撤回外出征税扰民的太监，再拨发皇家内库一百万两银子供应辽沈前线，又大批起用“被逐旧臣”，即主要是一些东林党人，更将民间拖欠的钱粮一概豁免……这些顺应民心的措施，基本上都是东林党人多年来不畏贬逐而一再提出的主张。可是这位受到普遍欢迎的新皇帝登基不过一个多月，突然间却暴病身亡。追查死因，一是新皇帝曾“一夜御美女四人”，淫乐过度败坏了身体，二是生了病竟服用小臣李可灼敬献的“红丸仙丹”两颗，第二颗“仙丹”吃下去不久就一命呜呼。四名美女是万历的郑贵妃为了讨好新皇帝而敬献的。这事不便追查，能追查的只有“红丸仙丹”，因此此案叫做“红丸案”。主张彻查此案的仍然是东林党人，而变着法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仍然是东林党的那些政敌。最终新皇帝不明不白的死亡又成了一宗疑案。
泰昌皇帝还没有来得及册立太子，便暴病死亡。皇长子朱由校才十五岁，被泰昌宠幸的一个李姓“选侍”（地位低于妃子的宫嫔）和万历的郑贵妃合谋“守护”在乾清宫内作为人质，要求封郑贵妃为太皇太后，封李选侍为皇太后，这才肯放他去登基做皇帝。这消息随着泰昌驾崩的消息一道传出，朝臣们悲愤号哭要进宫去见皇长子，太监却持棍阻拦。给事中杨涟厉声呵斥，率先闯入，群臣们这才一齐把皇长子抬到宫外去即位登基。这便是天启皇帝。但这时李选侍一伙仍占据着只应由皇帝居住的乾清宫，杨涟、左光斗等人便赶快上疏要求李选侍她们搬走。天启降旨批准，李选侍一伙只得哭哭啼啼的“移宫”。政敌们便攻击杨涟等人威逼先帝宠爱的选侍，离间皇室骨肉之情。此事成了又一起聚讼纷纭的公案，是为“移宫案”，连同“挺击”、“红丸”二案，并称“三案”。东林人士主张彻查“三案”内情，弄清真相，明判是非，而他们那些和“三案”有利害关系甚至做过手脚的政敌们，则极力把“三案”化为礼仪问题、道德感情问题、动机用心问题等等，并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就这些问题反复纠缠、争吵不休。
“三案”的焦点，起初是“谁该做皇帝”的问题，后来便演变为“皇帝属于谁”的问题了。东林党人尽心竭力拥戴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登基，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父子俩多么英明多么好，而是由于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这皇位理应由他俩去坐，东林党只是忠实于这条原则，所以才不畏贬逐，前仆后继。至于这父子俩坐上皇位以后，究竟是好是坏，东林党人便只能“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