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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5-05-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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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
  三
  在帝制中国历史上,天下治平,科举的作用非同小可:进可以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退可“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八国联军烧了北京贡院,癸卯年(1903年)顺天乡试、甲辰年(1904年)全国会试,都改在开封的河南贡院举行。江苏举人刘师培会试落第,“飞腾无术儒冠误”,心灰意冷,去上海开始反清革命,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一位本想读书入仕、报效朝廷的青年才俊,竟成为推翻帝制的革命志士。自古以来,科举就是天下太平的保证。朝廷以科举牢笼天下,尽收圣智豪杰。一旦科场失范,士人心怀怨恨,就可能酿成天下大乱,“黄巢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13〕,翻却曹州天下反,差点断送了大唐江山;还有宋江,科场无路,酒醉之时,写下“心在山东身在吴……敢笑黄巢不丈夫”,最终上了梁山。所以,宋人看得很清楚:“科举制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之法,彼豪杰特起,而一天下之难也,故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唐兴,革隋之弊,独此不改。”〔14〕
  “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或许这才是科举的真义。清末科举一废,天下大乱。因为社会有效的、制度化的流动,可以维持社会稳定发展,一个社会一旦出现流动阻塞现象,就可能积蓄起社会怨恨,最终酿成动乱甚至颠覆整个政权与秩序。真正摧毁清朝天下的,不仅是一蹴而就的辛亥革命,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停科举。科举既废,朝廷失去了官僚体制自身的再造功能,朝野官民之间制度化的流通与平衡机制被破坏,有志之士仕进无门,穷途末路之下,即使不造反,也为革命准备了社会心理基础,彷徨、怨愤、绝望,社会失序,人心离散,有登高一呼者,难免应者云集。人们常奇怪大清江山如此脆弱,辛亥革命成功如此轻易,实际上废停科举已经抽去了清帝国大厦的拱顶石,革命只需轻轻一触,整个大厦便瞬间坍塌。
  科举一废,天下英雄逐鹿中原。虽说将废除科举当作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有些过激,但废除科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为辛亥革命准备了社会基础,却也是事实。旧科已废,新学正兴,读书未必出仕,道统与政统分离了,于是,朝廷失去了智辩勇力之才,士人的力量积蓄在民间,社会变得强大了,出现了“官不如绅”的趋势。废科举堵死文人的仕进之路,文人的地位降低,军人与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中的活跃分子,除了新式文人外,职业军人与商人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官不如绅,文不如武,士不如商。当然,最简捷的道路是从军。于是,毕业于新学堂的士子,不见用于朝廷,“士”不能成为维护皇权的“大夫”,就成了颠覆皇权的革命者。
  1905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废止科举,二是同盟会成立。科举既废,青年才俊纷纷出国留学。天高皇帝远,加上现代西方思想洗礼,海外留学,就不是“留学科学”,而是“留学革命”。最初的同盟会员,绝大多数是“游学”的新式文人。因此,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学生与海外移民输入的革命。而革命之后,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兴知识分子,又成为共和政治中活跃的政治家。废止科举从旧官僚体制中断了传统文人的仕进之路,同时也为新的共和政治准备了现代政治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废科举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主要晋升之道从“读书做官”转为“打仗做官”,传统的知识与道德,不再能为权力提供合法性,那么就只有暴力与阴谋了。袁世凯的保定军校、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职业军事家,他们掌握着中国的命运,主宰了军阀混战与国内战争。有悲观者评论:“科举之弊,弊在愚民,民愚而无术以振作之,则天下心至于弱;学堂之弊,弊在智民,民智而无礼以防闲之,则天下尤易于乱。”〔15〕
  废除科举启动了现代政治,也开启了现代教育。废科举,立新学。当年袁世凯等人上书主张废科举,最主要的理由是科举不废,新学不兴。1905年废除科举,科场改做学堂,各地新学堂数以每年一万所左右的速度增加。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六万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数将近两百万。新学堂培养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掌握了现代知识与思维方法。梁启超就曾经说过,现代观念的出现,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的灭亡。新式文人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接受科学进步、民主自由新思想。这些思想无不冲击着传统儒家的观念与价值。
  废除科举的历史影响,在政治上的直接结果是辛亥革命,在文化上的直接结果是五四运动。传统士绅失去了科举仕进的出路后,在官僚阶层与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受到了威胁。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传统文人更感到无所适从。废除科举与传统文人的失落,使儒家主体的传统文化,失去其制度与个人的保证,最终导致传统文化的危机。与此同时,如果从同文馆设立算起,新式或西式教育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改造了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系,开始与传统儒家竞争意识形态领导权,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优势。从晚清立宪到民国革命,新学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是留洋者,逐渐成了社会与国家的主导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酝酿着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新文化或现代文化从此开始。
  “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16〕废除科举,使传统国家失去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也使儒家意识形态失去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依托,使社会中文人边缘化,也使文人的知识与价值儒学边缘化。科场改成学堂,孔子孟子也就让位给“德先生”、“赛先生”。废除科举是传统中国自我阉割性的致命的一刀,其制度与文化都失去了再生的能力,现代中国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废除科举,动摇并解体的不仅是中国传统政治或文化,而是一种文明,一种政治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文明。废除科举,是传统儒家文化衰亡的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也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界点或分水岭。辛亥革命发生了,五四运动即将到来。1916年,严复深有感慨地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说,废止科举“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17〕。
  四
  1905年这一年的冬天,远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留学的鲁迅,看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从此“决计要学文艺了”。据说他在片中看到许多久违了的中国人,其中一个被捆绑着,因为给俄国人做间谍,将被日本军砍头示众,而周围是一些围观的中国人,身强体壮,但表情麻木。鲁迅醒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8〕
  突然觉悟要放弃医学,实则是放弃一种专业,而从此提倡文艺,实则是投身一种公共事业。现代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在专业知识与技术范围内,运用理性服务社会,用康德的话说,这是一种私下的、消极的理性方式;另一种是超越自身所属的专业与职业,公开地、自由勇敢地运用理性,投身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前者是专业知识分子或科技知识分子,后者是人文知识分子或政治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分子。在康德的启蒙理想中,专业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区分与超越,都是必要的: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其职业岗位上谨慎地运用理性,讲求服从与合作;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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