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谡庵中问葡掠梢丫怯⒐号低跏业诙还醯匀换故呛号低〉酆睿↘urfürst）的乔治二世（GeorgeII，1683～1760）建立的。
今天的格丁根也还只有十二万多人口（其中超过三万是大学生），它的大多数街道，自然不长也不宽，但是许多街道却有不普通的名字，因为它们是以在这里学习、工作过的著名学者命名的。这些名字有高斯、韦伯、玻恩、弗兰克、维勒、洪堡、格林兄弟、塔曼、科赫、普朗克、哈恩、黎曼、本生、普兰特尔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所大学只要拥有其中一个，就足以让自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撕不去也抹不掉的一页。而这样的人在格丁根很多很多。哈茨山麓这个小城荟萃人才也造就人才，实在是一个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才摇篮”。不过，人们并不能说格丁根是德国最好的大学，因为在德国，“最好的大学”不是一个而是一批。这与德国社会、政治的大背景有关。纵观德国历史，除希特勒“千年帝国”统治的十二年是绝对中央集权以外，其他时候始终都是联邦制，各个州（Bundesland）在除国防、外交以外的其他事务上都享有很大自主权。所以说到高等教育，借用乒乓球、羽毛球术语，也许可以说法国有“单打冠军”（巴黎大学），英国有“双打冠军”（牛津与剑桥），德国则可算团体赛中的一支强队。
乔治二世在位三十三年，并无特别值得夸耀的政绩，但在建立格丁根大学这件事上，他却表现不错。第一，他痛快地拿出了办大学所需要的钱，没有对下属提出“白手起家”或者“我给政策、你把政策用足用好”之类要求。第二，他并不认为自己懂得如何办教育，所以除了给钱之外，其余的事都交给他挑选的校长（Kurator），以及在耶拿（Jena）、哈勒（Halle）和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上过大学的明希豪森（GerlachAdolf von Münchhausen）去办。明希豪森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是聘请高水平的教授，于是利用自己是汉诺威重臣（后来当过首席部长）的有利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提高教授社会地位，将他们由一般的雇员（Angestelter）提高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官员（Staatsbeamter）。第二，在通常的“Kolleggeld”（钟点费）之外，还给教授一笔固定的薪金。第三，提供住房，不要房子的则给住房补贴。第四，免费供给木柴。第五，允许在公共草场上放牧两只奶牛。用这些办法，明希豪森得以顺利从其他大学“挖”来一批当时的一流学者。当然，后来对教授的优惠已不止于此。这样，化学教授能斯脱（WalterNernst1864～1941，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得以在1896年成为格丁根第一个购买私人汽车的人。他原来是格丁根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Institutfür Experimentalphsik）里克教授（Eduard Riecke）的助手，1894年设立物理化学教授职位（Ordinariat）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个就任者。
明希豪森对教授们也是“放手”的，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有“学”而且有“识”的人才招聘来，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而不是去过问他们在教授位置上做什么和怎样做。他从耶拿“挖”来的塞格纳（JónosAndrós Segner，匈牙利人）是作为医学教授聘请来的。但塞格纳来了以后却先教化学后教数学，并且在格丁根创建了天文台。1751年明希豪森把没有大学学历的迈尔（TobiasMayer）聘为数学和经济学教授，但迈尔的兴趣却在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上。他继塞格纳之后领导了天文台的工作，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和恒星的标识方法，还进行地磁研究，观测1755年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从而奠定了这所大学地球物理研究的基础。
乔治二世和明希豪森开了个好头，他们都只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干预自己不该干预的事，这是格丁根大学建立以后能够迅速走上发展“快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1987年格丁根大学二百五十周年校庆时出过一本介绍学校发展历史的书，对各学科在格丁根的发展历程介绍甚详，可以查到每一个在这里工作过的教授的名字，却没有提到一位校长的名字。
明希豪森放手让教授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这与格丁根大学从建校起就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有关。这里要求教授既是已知知识的传授者，又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传授已知知识需要学术自由，探索未知世界就更需要学术自由。
在格丁根，学生也充分地享有“学”的自由。柏林大学的创办人威廉·洪堡（WilhelmHumbolt，1767～1835）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洪堡（Alexader Humbolt，1769～1859），都曾经在格丁根上学，其中亚历山大注册学的是法律，但他也听医学教授布鲁门巴赫（Johann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数学教授凯斯特纳（AbrahamGotthelf Kaestner；1719～1800）、物理学教授李希腾贝格（Gerg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的课。如果学生不能享有充分的“学”的自由，那么亚历山大·洪堡很可能会成为一名不错的律师，但其贡献绝对不会有他作为地理学家和自然考察者大。
格丁根的教授们对学生也是放手的，他们把大学生当作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或者小学生对待。这表现为，格丁根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既严格又宽容。在这方面，海涅（HeinrichHeine；1797～1856）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德国著名诗人出生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一个犹太布商（Tuchhä；ndler）家庭，起初上家乡附近的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学到格丁根学法律。但他只读了几个月，就因为违反校规（与人决斗）而被开除，只好去柏林大学，成为黑格尔的一名学生。但三年以后格丁根又准许他回来注册。这样海涅终于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亲吻了市政厅前广场上的牧鹅女青铜像以后才离开。
格丁根的教授十分尊重学生的劳动。学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虽然和教授的指导有关，却并不都记在他们名下。例如，从1920年起，在格丁根就形成一个以理论物理教授玻恩（MaxBorn，1882～1970）和实验物理教授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为核心的原子物理学派。成员来自多个国家，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多位学生和助手，先后都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弗兰克是他们中第一个获奖的（1925年），而且那一年格丁根“双喜临门”，诺贝尔化学奖也为其化学教授齐格蒙第（RichardAdolf Zsigmondy；1865～1929）获得，但玻恩却迟至1954年才和一位学生博特（WaltherBothe，1891～1957）一起得奖。玻恩在格丁根的第一位助手奥地利人泡利（WolfgangPauli，1900～1958）1945年获奖，另一位助手海森堡（WernerK。Heisenberg）则早在1932年就获奖了。在他之前获奖的还有1933年同时获奖的奥地利人薛定锷（ErwinSchrö；Dinger，1887～1961，1933年获奖）与英国人狄拉克（PaulA。M。Dirac，1902～1984），1938年获奖的意大利人费米（EnricoFermi；1901～1954），1943年获奖的斯特恩（Otto Stern，1888～1969），以及1948年获奖的英国人布莱克特（PatrickM。S。Blackett，1897～1974）。当然，也有几个人获奖比老师晚，包括1958年获奖的苏联科学家塔姆（И．E。Тамм；1895～1971），1963年同时获奖的维格纳（EugeneP。Wigner，1902～1995，出生于匈牙利）和哥帕特－迈尔（MariaG。Mayer，1906～1972，出生于波兰）。
格丁根的许多学者都是在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师”，让凡人不由得会产生“高山仰止”的敬意。玻恩原来是学数学的，是格丁根三位著名数学家克莱因（FelixKlein；1849～1925）、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和明科夫斯基（HermannMinkowski；1864～1909）的学生，1907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改攻理论物理。玻恩能够在理论物理上取得重要成绩，与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密不可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格丁根曾经享有“数学的麦加”美誉，世界各国的数学家，还有与数学有密切关联的物理、力学等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纷纷来这个哈茨山麓的小城“朝圣”。当然，格丁根成为“数学的麦加”，自非一日之功，前面说到的亚历山大·洪堡的数学老师凯斯特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