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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三朝，科举一度陷入低谷。明洪武三年诏告天下，特设科举，称“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清两代科举承宋元定制，且逐渐僵化腐化。例如，八股文定于明初，备于成化，如果说最初它还仍有积极意义，日久则禁锢人心、窒息社会、愚民误国了。清末内忧外患，朝野有志者，改革图强，大多发现了科举之弊。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新政立宪，科举制似乎已经到了不得不废的地步。
千年古制，十年改废。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应考十九年、刚被赐进士出身的康有为，痛斥科举使国人闭塞愚盲。过去闭关自守，愚弄国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开，万国交通，竞逐富强，生死存亡之时，再以科举闭塞民智、窒息人才，亡国灭种，则指日可待。“……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国事危急，“立国育才，所关至大”，康有为提出了变通科举、兴办新学、徐废科举的主张〔６〕。此时西学出身的严复，也认识到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７〕
科举积陋已久，变科举、倡新学、开民智、求人才，在当时已有共识。庚子之乱后，清廷变法新政，封疆大吏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上奏，要求变通科举，其中张、刘会奏主张“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袁世凯则疏列十条，建议增实学科并逐年递减旧科中的岁、科、乡试名额。废八股、设特科、建立新式学堂，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从渐废科举到骤废科举，终于到光绪三十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待最后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的脊背后，皇上只得诏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二
科举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塑造了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教一体化，其中文化与政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政治，最终也是一种文化秩序。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一个意外的发现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实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知识阶级即‘哲人’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８〕。当年柏拉图说过，他的理想国是哲人统治的国家，只有哲学家变成国王或国王变成哲学家时，人类才有太平盛世〔９〕。
利玛窦作为洋教士，虽然不能全面准确地了解科举制度，却也的确看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与科举制度的优越性，比如说，知识政治、道德社会、公平竞争、阶层流动等。利玛窦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科举与文官制度，称中国人崇尚道德哲学，国家主持的考试将给每一位有知识的人提供参政的机会。这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中国的哲学学位有三级，秀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而进士相当于博士。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你一旦在考试中获得高级学位，就有资格出任政府官员：“一生都可确保高级公职。他们享有的地位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公爵或侯爵的地位，但其头衔并不世袭传授。”一个靠公平竞争的哲学家治理的国家，要比那些靠骄奢淫逸的世袭贵族治理的国家优越得多。在西方只有柏拉图式理想的制度，在中国则成为制度化现实，皇帝身边的内阁成员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学士”，六部的官员都拥有“品行与学术的荣誉”，翰林院“由经过考试选拔的哲学博士组成。这个部门的成员并不参预朝政，但职位比别的官员更为尊严”〔１０〕。
科举制度并没有实现“理想国”，但却实践了前现代世界最合理的政教制度。科举千年，以人文化天下，朝廷立国，文人立命，社会长治久安，个人功名利禄，尽系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是帝制中国社会结构的中枢。就社会政治而言，自上而下，面向整个社会的科举，为皇权统治下的官僚体系提供人才，保证了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巩固了封建皇权；自下而上，科举又是一个制度化的流动晋升的渠道，社会基层的优秀分子，由此可以进入社会精英统治阶层，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活动。社会晋升机制，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科举构成帝制中国的内在结构性动力，它沟通了官民阶层，数世白身者，一登龙虎榜，就可能出将入相，而官宦子弟，不解经书，无缘科场，则可能沦为平民。所谓“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一方面青云有路，一方面富贵无常，这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古代社会内部的人才流动，也尽可能地在制度上实现了人人机会的平等。
科举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主体，它包含着思想与制度两个层面的意义：思想层面上的儒家经学化，使得它从一种普通的学说变成了圣典；制度层面上，儒家知识作为科举考试内容，最直接有力地保证了儒家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科举使儒家彻底制度化、制度保证真理的权力化、思想保证制度的真理化。“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１１〕科举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甚至也是传统中国文明的核心。它将政治与文化、社会结构与儒家意识形态统一协调起来，使帝制国家、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围绕科场中心流动，创造了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举文明。
这样，科举使政治变成文化，文化也变成政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的国家实践了知识官僚体制，将政治文化化。最初到中国的西方人，都将中华帝国当作柏拉图理想的哲人政治的楷模；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的国家，在世俗理性基础上，将文化彻底政治化。儒家的文官政治化与文官政治的儒家化通过科举制度相互渗透相互生成，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所谓以人文化成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传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科举，而不是西方历史范畴中的封建或东方专制主义。梁启超曾经从四个方面对科举的历史作用作过公正评价。他认为，首先，科举使帝制政权充满活力，不断从社会精英中吸取统治人才；其次，促进社会中官民阶层的流动，使社会充满活力；再次，使儒家思想与价值或意识形态制度化一体化；最后，使个人有出路，社会稳定。
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一种科举文明。在前现代世界各国，中国社会结构最具开放性，官僚出身最具平民色彩，教育普及面最大，所有这些，都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而具有社会组织枢纽作用的科举，突然之间被废止，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或颠覆性影响，在历史中是不可低估的。“中国以科举取士，渊源于隋、唐，虽法则屡更，然清承明制，所以清代的科举制度，以明清两代合计，也已行之约六百年。一旦停罢，其影响之巨，不言而喻”〔１２〕。废止科举，等于卸掉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动机，庞大的中华帝国势必停止运转。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指出：
１９０５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对在此之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在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制度基础方面，在通过什么途径来赋予社会精英以地位并配备行政官员方面，１９０５年都带来了变化……旧社会主要的庞大的整合制度，已在１９０５年随着朝廷宣布终止中国的文官科举制度而被废除了，尽管革命的社会意识在这场变革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持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