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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基础之上。一个人的肌肉缺乏锻炼，以后还是可以补偿的；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理解力则不同，它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只有早早地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１〕
１８７７年初，在十四岁生日前夕，韦伯“根据众多资料”晨抄暝写，完成了两篇历史论文：一篇是《与皇帝和教皇的地位特别有关的德国历史的进程》，另一篇是《从君士坦丁到民族迁徙时期的罗马帝国》。此篇论文，还附有一幅君士坦丁堡的草图、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按即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君士坦丁大帝之父）的族谱，以及韦伯从搜集来的古代硬币上描摹的恺撒与奥古斯都头像。
这一年的夏天和冬天，韦伯与他的小表弟弗里茨在柏林渡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当弗里茨离开柏林之后，在与表弟的通信中可见看到，韦伯当时热爱的是库尔提乌斯的《希腊史》、蒙森和特赖奇克的著作、美国史和黑恩的《人工植被与家畜》。他还附带提到了自己的读书习惯：“我的进展很慢，因为我做了许多读书笔记。”
大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韦伯对经典著作的阅读，体现出了一种理念上的执著，也展示了韦伯那远逾同龄人的洞察力和思想力度。
在对理论的偏爱之外，韦伯于文学作品也有一种特别的迷恋。他喜欢Ｗ．亚里克西斯和沃尔特·司各特。对于《爱丁堡监狱》，韦伯认为这是沃尔特·司各特“最激动人心的小说之一”。韦伯说：“我的一些同学总是醉心于各种廉价惊险小说，对这些一流的老作品却一无所知，这一点总让我感到很吃惊。”特别是在大学预科的高年级阶段，看到同龄人自以为远比一切明达事理的小说高明，事实上却对它们一无所知。韦伯写道：“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我已经说过，他们只会从那些耸人听闻的小故事中寻找乐趣。”
两年以后，韦伯完成了《论印欧民族的人种特征及发展史》。它的意图，是理解文明民族的全部历史，并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揭示“支配着它们的发展历程的那些规律”。二十余年后，那篇探测资本主义社会隐秘的惊世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风雷激荡之声，已经在十六岁的韦伯的文章中隐约可闻。
（二）
和许多同龄的男孩子一样，韦伯在学校里“几乎毫不用功，只是偶然地关心一下功课”。在大学预科三年级，他利用上课的时间悄悄读完了四十卷科塔版《歌德文集》。那个时候，希腊和拉丁经典作家荷马、希罗多德、维吉尔、西塞罗这些死去的灵魂，成了他的夜读良伴。不过，他抱怨西塞罗“喜欢大吹大擂、卖弄辞藻，而且政治上摇摆不定”，令人“不堪忍受”。而他对荷马与莪相的比较，则显示了他对诗歌的接受力和“终极现实”的敏感。
在他写给母亲海伦妮的信里说，荷马是他读过的作家中最喜欢的一个。因为在荷马的作品中，作者“并非在那里展示一条接连不断的情节链，而是描述情节的起因和平静的顺序。如果一个结局出现了，那也早在意料之中，例如赫克托耳之死”。在荷马那里，“一切都早已被命运不可改变的决定了，这就极大地减缓了读者的悬念和痛苦”。
这种评价，显然折射出韦伯对于理性精神的推崇，也让人不期然地联想起Ａ．Ｎ．怀特海对悲剧的一个界定：“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２〕而对于莪相，韦伯认为：“他的作品真是无比的优美。我几乎认为应当把他放到荷马之上。”“荷马对年轻人充满了喜悦，莪相则有着智慧老人的观点。莪相认为，年轻人只有生活在梦想中才是幸福的。”
韦伯对于维吉尔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埃涅阿斯纪》中试图唤起的某种悬念，“几乎难以让人感觉得到，即使感觉到了，也不是一种令人惬意的感觉”。但对于希罗多德，韦伯则十分尊敬，因为“他的叙述方式完全是诗意的。他很像荷马。他写的历史是一种改写成散文的史诗”。不过生活在希罗多德之后四百年的李维则被韦伯认为“是个蹩脚的评论家”，因为“他几乎没有利用当时也许仍然可以弄到的古代文献”，因此读李维的著作“一点也提不起情绪”。
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无疑是非常真实的。韦伯相信，一切都可以间接地来自书本。“如果不能在人们还不清楚的问题上给他们启发，使他们得到教育，”韦伯问，“书本又有什么用呢？”但韦伯也有着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坦诚：“虽然我鼓起了全部自知之明，但是我至今也没能让自己过分受制于任何一本书或者老师口中的任何一句话。”
（三）
１８８２年，韦伯参加了大学预科的毕业考试，进入了海德堡大学。他选修了法理学作为主科与职业训练方向。他还研究历史、经济和哲学，而且很快就开始学习比较知名的教授开设的文科课程的所有内容。他迷上了罗马法：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与当时已经声誉卓著的伊曼纽尔·贝克尔的《法理教程》，并且独力钻研了《法典大全》。不过，他在贝克尔的书中没有得到被证明的既定真理，倒是发现这位法学者批判性的怀疑主义让人六神无主。
很快，他对枯燥的经济学课程也失去了兴趣。不过阅读罗舍尔和克尼斯，使他掌握了这门教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他对埃德曼斯道夫的中世纪史教程也非常着迷。另外，他还研读了兰克的《拉丁与日耳曼人史》以及《现代史学家批判》：“这两部著作的问题都很独特，开始我还不会读；要不是了解那些史实，我可能就读不懂。它的语言使人联想到了《维特》与《威廉·迈斯特》（按：即歌德的两部作品）的语言。”
那个时候，韦伯和在海德堡研读神学的表兄奥托·鲍姆加登一起研读神学与哲学著作：洛策的《人类社会》、比德曼的《教义学》、施特劳斯的《旧信仰和新信仰》、普夫来德雷尔的《保罗神学》、施莱尔马赫的《宗教演讲录》等等。不过，对洛策的研读在几个星期后被放弃了，“因为他没有学者品质，他那愚蠢的诗化语言和冗长乏味的情绪化卖弄，都让人怒火中烧”。于是，韦伯开始阅读兰格的《唯物主义史》。
（四）
在二十岁的时候，因为服兵役时肌腱发炎而卧病，韦伯开始攻读钱宁的著作。从传记看，这应该是韦伯一生中最重要的阅读经历。钱宁是活跃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东部地区的一位牧师。他坚信，理性和启示能够在一个基督徒身上达成和谐，这与思想、良心和人类之爱并不相悖。而且，钱宁也认为，人的精神比国家更伟大、更神圣，决不能成为国家的牺牲品。韦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对这本小册子推崇备至。韦伯说，钱宁对于基督教的看法“极为独到，常常感人至深，而且兼有一种迷人的人格”。
值得关注的是，韦伯对钱宁的热爱，并不是因为钱宁特别擅长解答理论和宗教哲学问题，而在于他有“更透彻的眼力去寻求伦理道德问题的答案和心理动机”。韦伯认为，钱宁的观点有着普遍的意义，它们是以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为基础的。韦伯说：“在我的记忆里，我这是第一次对某种宗教信仰产生极为强烈的客观兴趣。”
钱宁的著述与学说，无疑对韦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宗教思想和道德观让韦伯相信，思想与道德自由、根据一种道德义务而实现的人格“自主”，始终是他一生中的根本准则，是他认真遵循并通过检验自己身体力行的情况而不断增强自信的准则。而在政治观念上，钱宁对于韦伯的教诲是，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目的，就是发展一种独立自主的人格——虽然韦伯毕生反对钱宁的国家观，尤其反对他的和平主义。
１８８６年春，韦伯与弟弟阿尔弗雷德就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进行了探讨。韦伯在信中回忆了初读此书的感觉：“这部著作当然非常出色，笔下透出了一种坦诚的信念，看上去就像用一把手枪顶着每一个人的胸膛说：‘跟我走，否则你就是个伪君子！’”
但是，韦伯也承认，这种“非此即彼”的办法，最终很难解决人类思想与道德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过，他认为，有勇气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们的开拓性成果还会保存下来。这也是施特劳斯那些理念的情形：“它们把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