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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窥见一二，这种传统大概还可以推溯到殷代？？
城邦的自给和闭关主义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有 “自给生活”一语，这在理解希腊城邦制度时也
是极端重要的。自给 （Antarkeia，Antarky）是指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一个
城市国家，除非像斯巴达那样禁止贵金属流通。严格禁止奢侈，当然谈不到
现代所谓的经济自给，即没有原料与市场的对外依赖。上面所谓的自给，既
指通过某种经济政策保障城邦的粮食供应 （如在雅典）之类的经济问题，也
指限制外邦人购买地产，借以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的法权问题，恐怕也推及于
城邦的一般的闭关主义：外邦人没有公民权，也不能入籍为公民，力谋使城
邦成为它的 “特权公民的特权公社”。变例是有的。从“放宽”一方面讲，
梭伦立法允许外邦人入籍 （见后），因为那时雅典力图发展它的手工业，借
此吸收外国艺匠 （其中有许多是埃及人）到雅典来。从“抓紧”一方面来说，
斯巴达为了害怕外邦人带进来有碍于它的严峻的军营生活和军事纪律，实施
排外条例，禁止外邦人无故入境。除此而外，希腊城邦如雅典允许外邦人入
境，甚至允许希腊的或非希腊的蛮族外邦人世世代代在那里居住下去，然而
不得入籍为公民，不得购买土地，与本国女子结婚不得视为合法婚姻，还要
交纳雅典公民不交的人头税等等。我们只要想到希腊诸城邦实际上一般超不
过我国一个县，其中有些城邦是全希腊的经济中心，是古代的大城市，它的
经济中心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要吸引大量人口到那里去，我们就可以想见，这
种闭关主义和自给自足，造成了公民和外邦人间怎样的严格界限，又怎样不
可避免地促成奴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了。在并非经济中心的农村地区如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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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则有农奴制和边区居民制度，它们的存在，是这个 “维持自给生活？？的
公民集团”性命攸关的前提条件，所以斯巴达要有十分严峻的制度来维持这
种残酷的阶级统治。
然而，城邦的自给原则和闭关主义，在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频繁的邦际交
往的状况下，确实还发展出来了一套国际惯例，这就是后代国际法的萌芽。
这些国际惯例中，首先是 “外侨招待制度”，即规定公民根据互惠原则招待
外侨的一种制度。塞尔格耶夫 （Cepreea）引公元二世纪希腊作者波吕克斯
（Pollux）的话说： （Ceepreen）
“招待外侨者乃是居于别邦（指本人的城邦）而对全邦（指外人的城邦）作一般性
服务的人，例如，负责供给外来者的住宿，在必要时替他们找到公民大会的进程或者剧场
①
的坐位。”
招待者的服务是自愿的，也是荣誉的。这种招待者逐渐成为两邦政府的
中间人，外交谈判通过他们进行，到城邦来的使节也先到本邦的招待所，这
是后来的使馆和领事馆的萌芽形式，不过招待者不是外邦派遣的使节，而是
本国公民为外国办理他们的事务，并且始终保持着私人待客的性质而已。
频繁的国际交往又发展到两邦间订立等权协定，即许给一国公民在别国
享有该国公民所享有的国家法和私法上的权利；它还发展成为商业条约，即
规定不同城邦公民间有关商业、信贷业务、各种买卖契约的种种诉讼程序上
的法规的条约；发展成为国际仲裁的惯例，仲裁者是争端双方同意的第三者
等等。
同样的原因，在希腊诸邦之间也逐渐发展出来一套关于宣战媾和、同盟
条约、和平条约、交换战俘、为发还对方阵亡者尸体而协议休战等等国际惯
例。我们读古希腊作家留下来的史籍，比如说修昔底德购 《伯罗奔尼撒战争
史》，往往不免怀疑，那里所说的一套国际惯例是不是把古史现代化了。然
而作者确实是生在希腊的古典时代，而且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一个方
面军的将军，因战败撤职而从事写作的。
“法治”的城邦
正如自给自足和闭关主义的城邦，在国际交往上要发展出一 套国际惯例
和国际法的萌芽来一样，城邦公民集团 “轮番为治”的原则，也使得它必须
发展出一套国家法和私法来。换句话说，城邦必定是 “宪政国家”或“法治
国家”。城邦既然是 “轮番为治”的公民团体，城邦当然高于它的每一个个
别公民，也高于它的一切统治者，这是城邦的 “民主集体主义”——一种以
公民最高主权为基础的民主集体主义，所以，它必须有规章，要按规章治理。
同时，城邦既然是自给的和闭关的，它也必须有各种法律来保障这种自给的
和闭关的生活，这就是说，城邦要有关于公民资格、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
律，要有行政机构、议事机构和法庭的选任、组织、权限、责任的法律，这
些是国家法，即宪法。还要有关于财产、继承、契约等等的私法，以及把血
① 希波战争前后，希腊战舰兼用风力和人力。当时比较旧式的战舰，每舰有五十个桨手，比较新锐的战舰
称为三列桨战舰，桨手分布于高低三排，坐位上，每舰备桨手一百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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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复仇的古代惯例，转化为国家负责惩处犯罪行为的刑法，于是政治和法律
两者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语——柏拉图的主要政治著作之一
题为 《法律篇》，亚里士多德同样性质的著作题为《政治学》。“立法者’
（Lawgl…ver）是政治家，而不是法典的技术性的编纂者。
由此又派生出另外一种重要的后果。城邦的公民是分为阶级的，政治权
力的分配，各种政策的制订和政务的执行，私法、刑法法典的制订，重大诉
讼案件的判决，都与相互冲突的各阶级利益有关，一句话，城邦的法律反映
统治城邦的阶级的意志。虽然如此，凡包括在公民团体内的各阶级，既然都
有参预议事和审判的权力，这些阶级相互之间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
会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表现为公民大会内、议事机构内、陪审法庭内的合法
斗争。唯有当阶级对抗不可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的时候，才会演变为政变或
革命，亦即演变为法律以外的暴力斗争。至于公民团体以外的，亦即在法律
上没有政治权利的那些阶级对公民团体或公民团体内某个阶级的斗争，那只
有一开头就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激烈形态，这就是斯巴达的农奴暴动，雅典
等城邦奴隶逃亡和奴隶暴动等等。这也就是说，城邦制度使得公民团体以内
诸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阶级，组成为各有自己政纲的政党或政派，使宪法范
围内的政治斗争直接反映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的这种形态不见于专
制主义的王政国家。在那里，相互对抗的备阶级利益不可能表现为各政党各
政派的政治纲领，因为那里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政党，斗争也不可能在 “宪
政”范围内进行，它在平时采取曲折得多隐蔽得多的形式，到矛盾尖锐到极
点的时候，就要爆发为武装起义和王朝更迭了。
城邦能够发展成为帝国吗？
本节一开始，我们申诉了城邦与领土国家的区别，然而必须指出，古代
希腊并非没有领土国家类型的城邦。这里所说领土国家类型的城邦，并不是
指若干城邦的联盟，因为联邦内诸邦是自治的，它们都具有相对的独立主权，
这里指的是斯巴达，某种程度上特萨利亚 （Thassaly）也是，拿斯巴达来说，
它以万人左右的特权公民统治区域广阔的 “边区居民”所住的区域和市邑，
统治为数众多的农奴身分的黑劳士。 “边区居民”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呢？修
昔底德 （Thucydies）告诉我们，斯巴达南边一个海岛锡西拉 （Cythara），
为边区居民所居住，有他们自己的城市，在这个城市范围内他们有某种程度
的自治权，然而，斯巴达的军政大计他们无权参与，他们的城市还有斯巴达
①
特派的 “事务官”（总督），他们要交纳贡赋。斯巴达的边区居民占地辽阔，
锡西拉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以锡西拉的例子来推论，由万人左右的公民组
成的期巴达国家分明是一个领土国家，锡西拉之类边区居民城市则是这个领
土国家的一个自治市。
斯巴达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城邦，西方历史家通常都赞同这种 说法。它在
古希腊史中是一个变例。有这样一个变例，不足以变更希腊史上城邦制度的
特点，何况它的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