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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在通过许多次电话和传真以后，终于接到了伦敦发来的一份传真。这
份传真敲定了两点：第一，马克斯韦尔说，他希望开始与桑塔费研究所进行合作，条件
是每年为适应性复杂系统研究提供十万美元的资助。第二，他喜欢研究所创立复杂性这
个新科学的期刊的主意，对用他下属的普格蒙出版社（Pergamon Press）来出版这个期
刊表示兴趣。
希望开始与研究所进行合作！？考温和西蒙对这几个词斟酌了好一会儿，最后考温
决定冒险下这个赌注。“我想向他要更多的钱。”他在回信中寄上了一份研究所期刊委
员会工作草案，列出了他们关于创办这份期刊的想法，同时提出出版商在研究所建立一
个“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教授”席位，每年提供三十万美元的资助。考温解释说，这笔
钱不仅仅只是马克斯韦尔教授一职的年薪，而且要包括雇用博士后和研究生的费用、差
旅费、秘书费和其他等项费用。
伦敦的答复耽搁了一段时间。就像考温和西蒙早就听说的那样，马克斯韦尔什么也
没表示。他们能做的就是不断通过传真来提醒他答复这件事，同时也用信件和电话与盖
尔曼、克里斯琴和她的兄弟们保持联系。马克斯韦尔的答复，“原则上同意”，终于赶
在1990年3月研究所董事会召开前夕传递过来了。董事会正式决定向荷兰德提供为期五
年的马克斯韦尔教授职位。
在密西根，荷兰德利用桑塔费研究所给他的这个机会与校方讨价还价。当时他仍然
对计算机与通讯科学系并入工程学院而耿耿于怀，他对这种短视的、以应用为导向的盛
行风气深恶痛绝，因此早已开始脚踏两只船了。几年以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暗示
要给他终身教职，所以荷兰德就施展了从不为人所知的手腕。他立即就去找了大学教务
长，提出：“要我在这个大学工作下去，至少要允许我在心理学系兼职。”他以前撰写
《归纳法》这本书的时候就和这个在全国都排名靠前的心理学系有了广泛的接触。教务
长艾蒂·戈尔登博哥（Edie Goldenberg）既同情他的处境、又急于想把他留在密西根
大学，所以对他做了妥善的安排。
现在他拿着桑塔费的邀请又去找戈尔登博哥了。他对她说：“从研究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马克斯韦尔教授的席位对我来说是非常理想的。我很想接受这个邀请，除非我在密
西根大学能用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研究。”戈尔登博哥再一次对他言听计从。她为他找来
了经费，做出了安排，还帮助他做出了替代方案。荷兰德将被心理系聘为全职教授，同
时减轻他的教学任务，增加他的科研时间。作为回报，他将在桑塔费研究所和密西根大
学之间建立长久的关系，密西根大学的教授、博士后和研究生将可以经常到桑塔费从事
研究，这两个学术机构将经常联合举行学术会议。这就等于把冰天雪地的安·阿泊变成
了桑塔费研究所的前哨。
合作关系于1990年夏天正式建立。为庆祝桑塔费前哨的成立，荷兰德于1990年秋季
组织了为期两周的研讨会，以阿瑟、斯坦福大学的马克·菲尔德曼和盖尔曼打头阵的特
别讨论会揭开序幕。荷兰德和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愉快。荷兰德说：“达德斯塔特校长
（James Duderstadt）亲临揭幕式讨论会，而且自始至终参加了讨论会！甚至还做了笔
记。讨论会非常有趣，所有的人都非常愉快。”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除了偶尔去桑塔
费或出席各种学术会议之外，荷兰德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他家中的书房里，与他的苹果二
型机作伴。他的家是一座独特的山顶大别墅，俯瞰着安·阿泊西边的涛涛山林。最近他
甚至开始认真谈起要从大学退休下来，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了。他说：“生
命是有限的。我年事已高（六十三岁），而我的档卷里还有许多新的想法来不及研
究……”
在桑塔费，考温听说荷兰德不接受这个教授职位的邀请，感到很遗憾。但他不得不
承认，荷兰德施巧计使自己摆脱了糟糕的现状，确实令他大为赞叹。使他更赞叹不已的
是，荷兰德用工作为赌注来维护桑塔费与密西根大学的联系，也是非常取悦于桑塔费研
究所的事，而且这件事不是因为荷兰德就不会实现。
但同时，考温不得不对付马克斯韦尔。1990年初夏，他和西蒙不断给伦敦发传真，
非常礼貌地提醒马克斯韦尔不要忘了汇这笔款予。1990年8月，马克斯韦尔的一张十五
万美元的个人支票，即第一年的第一笔拨款，终于汇到了。直到这时他们才告诉马克斯
韦尔，荷兰德不接受这个邀请。马克斯韦尔回问说：“你们认为我亲自去密西根大学说
服他会起作用吗？”
嗯，不用了吧。桑塔费能够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从1990年秋季开始的这个学期，
由荷兰德和盖尔曼分享这笔经费。具体地说，由荷兰德负责这个新的适应性计算项目的
基础性工作。到1991年度，他们俩的位置就由斯图尔特·考夫曼和戴维·潘恩斯来接替。
同时，桑塔费研究所将利用自己的灵活性来邀请最优秀的年轻人，比如像塞瑟·劳爱德
（Seth Lloyd）、詹姆士·克鲁奇费尔德和艾尔弗莱德·赫伯尔（Alfred Hubler）。
马克斯韦尔回传真说，他乐意接受这个方案。同时，所有人都同意通过马克斯韦尔
的普格蒙出版社来出版新的复杂性科学期刊。考温和马克斯韦尔通过越洋电话就其中的
具体事宜做了长谈。但不久马克斯韦尔就突然决定出卖普格蒙，腾出资金来另做他图。
1991年2月底，在连续不断的越洋传真催促之下，马克斯韦尔甚至还记得将该年度的第
二笔资助共15万美元汇了过来。
1990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只要一提及考温的接班人这个话题，马瑞·盖尔曼就会
叹口气，用迫不得已的语气说：“我猜我不得不接手了。”
可以理解，盖尔曼当然不想当桑塔费研究所的所长。他讨厌繁重的行政工作。他这
一辈子都在拒绝这类的工作。比如说，他拒绝了加州理工学院物理、数学和天文学系主
任的差使。但桑塔费研究所和复杂性科学太重要了，还有谁比他更清楚地知道需要做什
么呢？还有谁能比他更清晰地阐述过复杂性科学呢？还有谁有比他更大的荣誉和更广泛
的社会关系来使桑塔费研究所具有必须有的影响呢？
确实，还有谁能做到这一切呢？研究所寻找所长接班人委员会的工作立刻陷入瘫痪。
谁都不傻：盖尔曼想当桑塔费研究所所长。问题是，他们是否敢让他当这个所长。有些
人感到他们可以认真考虑这个可能性。他们说，盖尔曼毕竟是科学史上的一个人物，是
诺贝尔奖得主。如果他想当这个所长，那为什么不让他试试呢？
其他对他更了解的人想到马瑞·盖尔曼当所长都吓坏了。谁都不怀疑他的才识、他
的精力和他筹措资金的本事。他总是无穷无尽地提出各种有趣的、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
他在把各路顶尖人物聚集一处这一点上确实能力超群。没有他，桑塔费研究所就不会发
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但让他当所长？他们立即就想到他的办公桌上像地质层般堆积了没
有审阅过的文件，他从不给人回电话，却跑出去救护雨林。更糟糕的是，他们觉得如果
他当了所长，桑塔费研究所就会变成“盖尔曼研究所”。
一个认识盖尔曼的物理学家说：“马瑞对生活是最抱知识分子观念的。”他的谈话
和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受他知识关怀的驱动。他十分关注桑塔费研究所的知识性议题，
他总是瞄准着他希望前进的方向。他对此深有所思，希望确保所有的人都朝这个方向努
力。
“他这样做既有利也有弊。我认为，其利处是，桑塔费研究所需要有马瑞这样一个
强有力的知识分子来推动我们的研究朝富有成效的方向发展。但弊端是，只要有马瑞在，
别的人就很难插嘴。一旦他分析了一个问题，他就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被透彻地分析过了。
如果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会觉得人家没听进他的话，或者是没听明白他的话。如
果他不是把别人的意见忽略不计，那就是更加清晰地重申自己的意见。所以，他总是以
他的知识能力和个性力量压制其他人的意见。一个有目共睹的危险是，桑塔费研究所会
成为盖尔曼个人热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