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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这个相互锁定之网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人类采取对我们自己有利的行为，而不了解
整个系统会如何对此做出调整，比如像砍伐雨林，那我们就会连带出一连串的事情，这
些事情很可能会反过来以不同的模式迫使我们适应，比如像全球性的气候变化。”
“所以一旦你放弃二分法，那么问题就变了。你就不能谈论最优化的问题了，因为
它变得毫无意义。这就好像家长要在与孩子的对立中找到最优化的行为方式一样。如果
你把自己的家当一个家来看的话，就会感到这个观点很怪异。你只能谈共处和相互适应，
怎样做对这个家庭最有利。”
“我所说的，对东方哲学来说基本上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东方哲学一向把世界看
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这个世界观无论在科学界、在文化界，还是在西方，都变得越来
越重要了。人们的观念正在非常缓慢地从对自然的剥削，即，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转变
为人与自然的共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开始摒弃幼稚，变得成熟起来。当我们了解了复
杂系统，就是开始懂得我们是这个永恒变化、互相制约、非线性运动的万花筒般的世界
的一部分。”
“所以问题是，你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上采取行动。回答是，你要保持尽可能多的选
择。你选择的是生存能力和可行的方案，而不是所谓的‘最优化’。许多人都会对此发
问：‘这样你不就选择了较次的方案了吗？’不，你没有。因为利益最大化不再是一个
界定得很清楚的定义了。你要做的是在前途未卜的世界上变得更强健、更有生存能力。
而这反过来又会使你尽可能多地了解非线性关系和偶然因素的作用。你极其小心谨慎地
观察这个世界，不期望目前的状况会永远不变。”
所以，在这一切中，桑塔费研究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阿瑟说，当然不会是
另一个制定政策的智囊机构，虽然似乎总有人这样期望。不，桑塔费研究所的作用就是
帮助我们观察这个永恒流动的河流，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目之所及。
“在真正的复杂系统中，不会存在一模一样的模式，但其中有些共同的主题却是可
以辨认出来的。比如，你可以笼统地谈及历史上的‘革命’，虽然这个革命与那个革命
也许全然不同。所以我们才要用比喻。其实，许多政策的制定不得不依赖于恰当的比喻。
反过来说，糟糕的政策制定总是与不恰当的比喻有关。比如说，把反毒比喻成‘战争’，
让人想象到枪炮和军事进攻，也许不太恰当。”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成立桑塔费研究所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样的研究所成为
创造复杂性系统的比喻和词汇的地方。如果有人在计算机上做了一项非常精彩的研究，
你就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比喻。让我们把它称为混沌的边缘。’或随便什么。
因此，桑塔费要做的是，在对复杂性系统做出充分研究之后，告诉我们有哪些可供观察
的模型，有哪些比喻适用于永恒变化、不断发展的复杂性系统，而不是告诉我们有哪些
比喻可以适用于机械运动。”
“因此我认为，聪明的做法，是让桑塔费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阿瑟说。“把它
变成一个出售政策的商店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会使桑塔费的意义贬值，最终使它走
向反面。因为当前所缺乏的正是对复杂性系统运作机制的了解。这是今后五十年到一百
年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阿瑟说：“我觉得从事这类研究与个性有关。从事复杂性研究的都是些喜欢过程和
模型的人，他们与习惯于静滞与有序的人正好相反。我知道，在我这一生中，只要碰到
简单的规则产生出涌现而复杂的一片混沌时，我就会禁不住说：‘啊，这太棒了！’我
觉得，有时其他人碰到这种现象会退缩回去。”
他说，大约在1980年的某段时间，当他仍在苦苦阐述自己对具有动力的、进化的经
济学观点的时候，他碰巧读到遗传学家里查德·列文丁（Richard Lewontin）的一本书。
他被其中的一段话所震撼了。列文丁说，有两种科学家。第一种科学家把世界基本上看
作是均衡的。如果有某种不合时宜的力量在某一时刻将整个系统略微推离了均衡点，他
们会感到，从通盘来说，这个系统仍然会回归到均衡点上来。列文丁把持这种观点的科
学家叫作“柏拉图派”，因为柏拉图这位雅典哲学家曾声称，我们周遭这个混沌而不尽
完善的世界不过是尽善尽美的“原型”的各种影像而已。
而第二种类型的科学家则把世界看作一个流动和变化的过程，看作同种物质以无穷
无尽的不同组合不断循环往复。列文丁把这些科学家称为“赫拉克利特派”
（Heracliti－ans），因为赫拉克利特这位爱奥尼亚哲学家曾热烈而诗意地认定，这个
世界处于流动的、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比柏拉图几乎早一个世纪的赫氏因观察到“你
踏入同一条河，但流过的却是不同的水流”而著称。他的这句话被柏拉图意解为：“一
个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阿瑟说：“列文丁的这些话对我是一个启迪。我终于对周遭的万事万物恍然大悟。
心想，我们终于从牛顿的理论中醒悟过来了。”
苦行僧的粗布衣服
当布赖恩·阿瑟于落日的余晖中驱车返回时，桑塔费的赫拉克利特派主将正准备辞
职隐退。尽管经济学研究项目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尽管桑塔费掀起了一场混沌边缘、
人工生命等理论的知识热潮，但乔治·考温却非常清楚，桑塔费研究所的永久性基金还
是等于零。都已经6年了，他实在是厌倦了经常要向人乞求运作经费，厌倦了为经济学
项目会不会变成一只独控研究所的八百磅的大猩猩而担忧。说起这个八百磅的大猩猩，
他还厌倦了不断要与马瑞·盖尔曼为桑塔费研究所的意义而进行意志的较量，包括对复
杂性革命对人类创建一个永续的未来的意义这样的问题进行争论。考温感到疲惫不堪。
他已经创建了桑塔费研究所，并已经使之投入运转，他希望能将有生之年投入到研究所
的科研工作中去，投入到这个陌生的、新兴的复杂性科学的研究中去。所以，在1990年
3月召开的桑塔费研究所的年度董事会上，考温呈交了自己的正式辞职报告。他告诉董
事会成员们，他再给他们一年的时间，他们有一年的时间来选择一个接替他的人，而他
则在这一年中尽力为研究所寻找到稳定的基金来源。但仅此而已。
他说：“我觉得该是换一个新人来执政研究所的时候了。年度董事会是在我七十岁
生日刚过一周后召开的。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对自己说过，到七十岁时我不会自以为事
事缺我就办不成，我见过太多挡道的老家伙了。有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该是他们一
展身手的时候了。”
桑塔费研究所的常客们并没有对考温的辞职报告感到大惊小怪。他最近看上去非常
憔悴疲惫，大家都开始为他的健康担心。他的脾气也变得反复无常，经常前一天笑容可
掬，第二天就变得暴怒而悲伤。他经常对人说，他1984年当这个研究所所长的时候就想
申请辞职，之所以一直干到现在，是为年轻的接班人做铺垫。他早就不止一次地说他要
辞职，又被劝留了下来。在1989年的董事会上，他就暗示该是他退位的时候了，并指定
了一个为他寻找接班人的委员会。现在这个委员会不得不加快行动，真干实事了。
但这正是这个寻找接班人的委员会和所有人面临的问题。考温是构想成立这个研究
所的第一人。他最早预见了复杂性科学，那是在其他人还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门科学
之前。在创建桑塔费研究所，使之成为使所有成员都感染上知识热情的家园上，他是贡
献最大的人。就像朗顿所说的那样，只要看见考温坐在修道院院长的办公室里，不知为
什么，你就会觉得一切顺利。没人知道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如果考温卸任，谁来接替合适呢？
考温自己对此也茫然不知。但起码现在他还没空为此担忧。今后12个月的压力只会
有增无减。“在我明智地从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前，我希望获得今后三年基金的保证，
这样我的接班人就不会一上台就穷得叮当响。”这意味着，目前他最紧迫、最首要的工
作就是向国家科学